邱颖慧《星洲网》专栏评论:
为什么62年后我们仍然必须在种族和宗教选项上打勾？
❝ 当我们迎来第62个马来西亚日之际，我们有必要追问，为什么种族与宗教依然制度化存在于我们的表格与体系之中？而这又揭示了国家建设中哪些未竟之业？
为了向前迈进，马来西亚必须敢于想象一个未来：表格不再问我们属于哪个种族或宗教，而是问我们拥有什么样的梦想和技能。机会不再根据身分分配，而是根据需求和绩效分配。公民身分本身不再有条件，而是完全共享。❞
本文是我国学者邱颖慧（马来亚大学国际关系与人权副教授）2025-09-14 08:00发表于《星洲日报》/《星洲网》的专栏评论。原标题：为什么62年后我们仍然必须在种族和宗教选项上打勾？全文如下（文内小标题经《人民之友》编者略作调整）——
62年后种族和宗教依然制度化存在
每个马来西亚人都知道这个程序。无论是学校注册表格、大学申请、政府奖学金，甚至是一份简单的调查问卷，第一个问题通常都要求填写相同的信息：种族和宗教。几十年来，数百万国人默默地填写了这两个选项。公平地说，在某些情况下，这些信息是必要的。例如，在人口普查、针对性的健康数据，或与宗教本身相关的事务中。但让许多大马人感到困扰的是，在看似不必要的领域，这些信息却像例行公事般地被要求填写：在教育录取、工作申请或基本公共服务方面。每勾选一个选项，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就会出现：为什么我们的身分，在如此复杂的现实下，却必须被简化为这两个类别，即使它们与眼前的机会或服务无关？
当我们迎来第62个马来西亚日之际，我们有必要追问，为什么种族与宗教依然制度化存在于我们的表格与体系之中？而这又揭示了国家建设中哪些未竟之业？将大马人按种族和宗教进行分类绝非中立之举，它塑造了机会，强化了等级制度，并决定了我们如何看待彼此。
坚持记录国民种族和宗教, 并非偶然
坚持记录种族和宗教并非偶然。它深深植根于殖民和后殖民历史。在英国殖民时期，社区按种族划分：马来人从事农业，华人经商，印裔则多为种植园工人。这些分类从来都不是中立的描述；它们是维持分化、同时又便于控制的治理工具。
众所周知，关于马来西亚真正“独立”的日期究竟应在何时，至今仍存在争议：是1957年马来亚联合邦获得主权之时，还是1963年马来西亚由沙巴、砂拉越与（短暂的）新加坡组成之时？这两个时刻都意义非凡，同时也奠定了新国家管理种族与宗教的方式。
1957年宪法确立了马来人和其他土著群体的特殊地位，同时也为其他社群提供了保障，这种妥协通常被称为“社会契约”。然而，1969年的骚乱动摇了早年的乐观情绪。随后，新经济政策于1971年出台，并于1973年全面制度化。虽然新经济政策有助于减少贫困并扩大马来中产阶级，但它也使种族认同成为政府治理的永久特征，使种族不再仅仅是身分认同的问题，而是教育、住房和就业机会的门槛。
这一传统在当今的官僚体制中依然存在。申请公立大学、房屋贷款或公务员职位，仍然必须申报种族和宗教。这项曾经被设计为临时纠正措施的政策，如今已成为大马人生活中的固定常态。
日常影响: 不仅仅是表格上的一个选项
有人认为，填写种族和宗教无伤大雅，只是一种行政手续。然而，其影响却深远。这些分类并不只是纸面上的，它们决定着最终结果。
以每年占据新闻头条的大学中心单位线上系统（UPU）为例。招生配额是根据种族分类划分的，土著生将获得一定比例的名额。这意味着，无论学生的成绩如何，仅仅勾选“华裔”或“印裔”已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许多学生的未来。
同样的，政府奖学金和助学金计划也通常以种族为划分标准。对于那些不属于优先群体的家庭来说，勾选错误的选项可能意味着被排除，迫使他们只能选择昂贵的私立替代途径或海外机会。
宗教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登记结婚到申请身分证，国家对宗教的重视造成了严格的界限，尤其是在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这直接影响法律事务，例如监护权纠纷或改教，在这些事务中，国家往往优先考虑宗教认同而非个人选择。
强制国民依种族和宗教进行身份识别
日常生活中的现实是：勾选选项并非中立。它是一种机制，打开一些门，关闭另一些门。
除了结构性后果之外，还有心理负担。不断被要求根据种族和宗教进行身分识别，强化了大马人首先是由这些分类，而非共同的公民身分。
对于许多年轻人来说，尤其是那些更认同韩国流行音乐（K-pop）、TikTok等共同文化符号，而非僵化种族身分的一代，这种模式感觉已经过时了。它将他们禁锢在他们可能无法完全接受的身分认同中，并阻碍了他们发展出新的、更具流动性的马来西亚归属感。
这些选项的持续存在也给那些身分无法被严格归类的人带来了不适。例如，跨种族婚姻的孩子常常难以适应那些要求单一种族身分的登记制度。同样的，宗教信仰复杂或不断发展变化的人也会发现自己被强行归入了与自身生活现实不符的狭隘类别。
以种族宗教来识别身份, 论点难成立
支持在官方形式中保留种族和宗教的人通常提出两种论点。首先，他们认为马来西亚的多元化使得这种分类对于治理和规划至关重要。他们声称，如果不记录种族和宗教，政府如何确保在学校、工作或政治领域拥有公平的代表性？其次，他们认为这些分类对于维护“社会契约”至关重要，确保宪法中关于土著特权的条款能够有效实施。
虽然这些论点具有历史意义，但经不起深入检视。其他多元文化社会在管理时，并没有不断要求申报种族。在加拿大或新加坡等国家，虽然种族可能被记录在人口普查中，但它并非获得所有公共服务或机会的先决条件。治理可以通过需求导向而非种族导向的政策来实现。
此外，将权利和机会与种族分类紧密联系在一起，只会加剧分裂，而不是解决不平等问题。它冒着制造被排除者的不满，也让受惠者形成依赖的风险，从而破坏它声称要保护的社会凝聚力。
国人在质疑种族和宗教分类的必要性
尽管面临阻力，但有迹象表明，大马人越来越质疑这些选项的必要性。
近年来，网上流传着一些请愿，呼吁从官方表格中移除种族和宗教选项，尤其是在学校和工作申请中。公民社会组织认为，这种数据收集方式会加剧歧视，并破坏联邦宪法所赋予的平等精神。
一些机构已采取了措施。一些私立大学和公司已开始从申请表格中移除种族及宗教选项，转而注重资格和技能。这些举措虽然有限，但表明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身分不应决定机会。
然而，阻力依然强劲。从学校表格中移除种族选项的提议遭到了政治上的强烈反对，此举被视为威胁土著特权。这场辩论呈现出两极分化：一些人认为，移除这些选项意味着马来西亚朝着更加平等的方向迈进；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等于瓦解来之不易的保护制度。
主张从表格中移除种族和宗教选项，并非否认不平等现象的持续存在。结构性差距确实存在且必须加以解决，但真正的问题是，种族分类是否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最佳途径。
一种更合理的方式是转向需求导向的政策，根据社会经济指标而非种族，为个人和社区提供针对性的援助及机会。贫困并不只属于某个族群，它贯穿所有群体。通过将援助的依据从种族转向需求，马来西亚可以更有效地解决不平等问题，同时减少不满与分裂。
另一种方法是将种族和宗教数据的使用限制在全国人口普查或研究范围内，而不是将其嵌入到每所学校或奖学金申请中。这将使国家能够监测人口趋势，而不会在日常治理中延续歧视。
马来西亚日与至今未竟的归属感问题
马来西亚日本应欢庆多元中的团结。然而，表格上持续存在的种族和宗教选项提醒我们，我们距离这一愿望还有多远。每勾选一个选项，就等于提醒我们，国家首先视我们为马来人、华人、印度人、伊班人、卡达山人或其他，而不是马来西亚人。这等于提醒我们，归属感是通过这些分类来定义的，而不是无条件的公民身分。
马来西亚未竟之业不仅关乎经济发展或政治改革，更关乎瓦解那些每天分裂我们的无形结构，没有什么比我们持续勾选的选项更具象征意义。
为了向前迈进，马来西亚必须敢于想象一个未来：表格不再问我们属于哪个种族或宗教，而是问我们拥有什么样的梦想和技能。机会不再根据身分分配，而是根据需求和绩效分配。公民身分本身不再有条件，而是完全共享。
直到那时，每次填写表格，我们都会想起我们生活的马来西亚与我们渴望的马来西亚之间的差距。我们面临的挑战简单却深刻：作为一个国家，我们能否学会超越这些选项来看待彼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