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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18 October 2026
王安当神父《星洲网》时政评论: 花的芬芳, 从何而来? — 改革不能只是口号
王安当神父《星洲网》时政评论:
花的芬芳, 从何而来?
—改革不能只是口号
❝ 真正的改革,不只是让国家变得更富裕,更是让不同宗教、不同族群的人,都能在这片共同的土地上,有尊严地生活,也愿意彼此信任。
当改革进入制度,也进入良心;当尊重不再只是口号,而成为生活中的行动;当公义成为大家共同承担的责任,马来西亚才能在经历改革的寒冬之后,真正迎来属于自己的梅花芬芳。❞
本文是王安当神父2026-10-18 06:06发表于《星洲日报》/《星洲网》的时政评论。原标题:花的芬芳,从何而来?——改革不能只是口号。全文如下(上图为《人民之友》编者所加,文内小标题经《人民之友》编者略作调整)——
首相安华在提呈2027年财政预算案时,引用了一句华人熟悉的诗:“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
这句话提醒我们,改革从来不是一条容易走的路。要改变一个国家,需要勇气、耐心与坚持,更需要有人愿意面对问题,承担改变的挑战。
但是,我们也应该问:改革究竟是为了什么?难道只是为了让经济数字更漂亮、国家更富裕吗?还是为了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都能活得更有尊严、更有安全感,也更愿意彼此信任?
我想,这才是改革真正应该追求的方向。
改革最难的,不只是改变制度而是…
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的国家。不同的宗教、族群、语言与文化,共同构成了我们独特的社会面貌。这份多元,是国家珍贵的财富。
然而,每当涉及宗教、族群或文化课题,社会上总会出现不同的声音。有时候,事情还没有弄清楚,情绪已经先行;事实还没有得到证实,指责却已经在社交媒体上传开。
每个人都有权珍惜自己的信仰与文化,也有权表达合理的诉求。问题不在于我们有不同的立场,而在于我们是否懂得尊重彼此。
当宗教或族群课题被用来煽动情绪,当不同意见被视为敌意,原本可以理性讨论的问题,就容易演变成彼此的猜疑与对立。
一个国家真正令人担忧的,不是人民意见不同,而是人民渐渐失去聆听和尊重彼此的能力。
一切的改革,需要制度,也需要良心
我们要求政府改革,希望政策更公平、行政更透明、法律执行更公正。这些都是一个健康社会不可缺少的条件。但我们不能忽略,制度最终还是由人来执行。如果人的态度没有改变,再好的政策也可能因为偏见、自私或缺乏责任感,而失去原本的意义。
从天主教伦理的角度来看,良心需要不断接受教育、反省与培育。它提醒我们,不能只考虑自己的利益,而忽略别人的处境。
政治人物需要良心,明白权力是服务人民的责任;公共机构需要良心,确保法律得到公平执行;宗教领袖需要良心,避免让信仰成为制造对立的理由。我们每一个普通人,同样需要良心。
看到涉及宗教或族群的消息时,我们能不能先查证,而不是急着转发?听见不同意见时,我们能不能先聆听,而不是马上反驳?当某个群体受到不公平的对待时,即使不是自己的族群,我们是否仍然愿意关心?
改革不能只要求别人改变,自己却始终站在原地。
公正社会必须建立在尊重人性的尊严
尊重尊严,不等于放弃原则。天主教《社会训导汇编》第132号强调,公正的社会必须建立在对人性尊严的尊重之上;第134号也提醒我们,持久的社会改变,需要个人行为的转变。
一个人的价值,不应该由他的宗教、族群、语言或经济地位来决定。每一个人都应该受到基本的尊重。
这些原则虽然来自天主教社会训导,但尊重人的尊严、追求公平、关怀弱势群体,并不是某一个宗教独有的价值。不同信仰与文化背景的人,都可以共同维护这些社会原则。
真正和谐是人人都能获得尊重与保护
当然,尊重不等于认同所有观点,包容也不意味着放弃法律与原则。
我们可以坚定地维护自己的信仰,也可以不同意别人的看法,但不同意,不代表可以侮辱;坚持自己的立场,也不代表可以否定别人的尊严。
意见可以不同,尊严不能被否定;立场可以有别,公义不能有双重标准。
真正的和谐,不是要求受到伤害的人保持沉默,而是让每个人都能在公平的法律制度下,获得应有的尊重与保护。
"团结, 和谐, 尊重"不能只是说说而已
我们经常听到“团结”“和谐”“尊重”等口号。但真正的问题不是我们会不会说这些话,而是有没有把它们实践出来。如果我们一边谈团结,一边散播偏见;一边呼吁和谐,一边对不公平的事情视而不见,那么再动听的口号,也无法建立真正的信任。
天主教社会训导强调“共同利益”,提醒我们,社会发展不应该只让某些群体受益,而应创造条件,让每个人都有机会成长,并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因此,政府需要推动公平透明的政策,公共机构需要依法办事,宗教领袖需要促进对话,学校需要培养年轻人的同理心与公民责任感。
我们也必须让下一代明白,爱自己的文化,不需要贬低别人的文化;忠于自己的信仰,也不需要否定别人的信仰。
团结不是要求所有人拥有相同的想法,而是即使存在差异,我们仍然愿意为了共同的未来,一起承担责任。
让马来西亚真正迎来自己的梅花芬芳
“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 梅花的芬芳,不是因为寒冷本身值得赞美,而是因为它经历严寒,仍然能够绽放。
同样,改革的价值,不在于人民必须承受多少困难,而在于这些努力最终能否带来更公平的制度、更有尊严的生活,以及更值得信任的社会。
马来西亚需要经济发展,也需要制度改革;需要有效率的政府,也需要有责任感的公民。但在这一切之外,我们更需要一颗懂得尊重别人、愿意追求正义的良心。
政府不能只在需要支持时谈团结,宗教领袖不能只在自己的群体受到伤害时才谈尊严,而我们每一个人,也不能只在自己的利益受到影响时才要求公平。
真正的改革,不只是让国家变得更富裕,更是让不同宗教、不同族群的人,都能在这片共同的土地上,有尊严地生活,也愿意彼此信任。
当改革进入制度,也进入良心;当尊重不再只是口号,而成为生活中的行动;当公义成为大家共同承担的责任,马来西亚才能在经历改革的寒冬之后,真正迎来属于自己的梅花芬芳。█▌
谢东成《东方网》专栏评论: 2027年财政预算案的糖果与苦果
谢东成《东方网》专栏评论:
2027年财政预算案
的糖果与苦果
来源:马来西亚《东方网》"东二二胶"专栏评论
❝ 安华在财政预算案中引用唐诗‘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来形容政府的奋斗改革,但似乎经过奋斗改革得来的美好数据并未能令大多数人民有感,真是‘吟诗都吟唔甩’(粤语,指无论如何解释、辩白、都摆脱不了困境)。❞
以下是时评人谢东成于本月中旬先后发表于马来西亚《东方网》的两篇评论:上篇题为《财政预算案——糖果篇》发表于2026-10-12 07:10;下篇题为《财政预算案——苦果篇》发表于2026-10-17 07:50。两篇的全文内容转贴如下(上图和文内小标题为《人民之友》编者所加)——
[上篇]
财政预算案——糖果篇
2027年财政预算案来了,不用猜不用问,妥妥的就是大选前预算案,只看糖果一堆,如天女散花般派糖,仿似人人有份,就请先来尝尝各种糖果的滋味,至于糖果甜不甜?糖份高或低?那就看受众们的个人感受了。
据报道,财政预算案这次最令人惊喜的"可能"是M40群的心声被听见了,就不能自信一点把"可能"这两个字去掉吗?抱歉不能。因为接近大选年,人民对糖果的要求会大大提高,加上多年来M40群总是被忽略的一群,已经是迷失在都市传说中的一群,M40说是 Missing 40也不为过,这一次财政预算案的糖果,未必能满足到M40群多年来都被忽略的苦涩和郁闷。
最浓的糖果是个人所得税减免额上调
当中糖味最浓的糖果如个人所得税率下调1%,个人所得税减免额从9000上调至1.2万,预计会有500万纳税人受惠,每人增加可支配收入达1600令吉。而且是自2010年以来, 政府首次微调整个人所得税基本减免额。但是糖味浓,并不代表够甜。所得税率1%下调,去对冲生活通膨之苦,说好听一点就是苦中一点甜,如果拿去对比朝圣基金局的资不抵债,贪污官员们的所贪金额,就更是苦过王老吉凉茶再加4种药粉般"kit挞挞"(浓稠至极)。再说,自2010年至2026年,整整16年,个人所得税减免额从9000上调至1.2万,只能形容为久旱逢甘露。但团结政府执政是从2022年尾开始,2022年之前的旧烂账可不应算在团结政府头上,前朝搞到国库亏空,还是得说团结政府已经在勉力派糖,只可惜财力资源有限而已。
SARA援助金等措施,受众人数广大
18岁以上非STR受惠者明年将获100令吉SARA援助金,预计会有1300万人受惠,这颗糖果不大,但受众人数却广大,不拿白不拿,袋袋平安,莫嫌莫嫌。同时SARA拨款也增加至160亿,加上开学援助金提高至200令吉,减轻父母为孩子准备新学年的经济负担,还有MyKomuter推50令吉月票,预计4万人会受惠,每月能省下160令吉。同时,政府也为36万名学生、残障人士(OKU)及六岁以下儿童提供免费月票。明显都是意在争取普罗大众选票,但无可否认这部份预算案的受众对象是正确的,乐龄及弱势社群受保障是对的。
特别受照顾群和中小企业也分到糖果
另外,特别受照顾群如电召车司机及外送员也拿到糖果,政府与Grab联手推动1.6亿配套,预计电召车司机每月收入能增加277令吉,外送员每月收入能增加100令吉,预计会有60万人受惠,真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歌手伍思凯的名曲),希望他们在来届大选时也会特别感恩吧。
常年叫苦的中小企业也分到了糖果,所得税率下调1%,以减轻中小企业者面对的营运成本压力,预计惠及约30万家企业,每家最多可节省6000令吉税款。中小企业微型融资总额也提高至66亿,只是另一边厢,却要面对员工最低工资的调整,苦甜交集,业者只能在心中品味个中滋味。估计中小企业业者还是会一边继续经营一边继续叫苦,生意总是要做下去的。
有关华人族群的糖果,则是带著怪味
至于有关华人族群的糖果则是带著怪味。首先是蕉赖皇冠城建一间新华小,为什么只建一间是心里有数早有答案。但奇怪为什么是建在蕉赖皇冠城?怪无趣但又聊胜于无的一间。华小学校维修拨款增至1亿,但一对比全国学校维修拨款增至20亿,而华小只获1亿,一股怪味又从喉头涌上来了。华人新村的基建修缮与翻新拨款增至逾1亿530万令吉,本来连续5年都冲破1亿令吉大关是值得高兴的事,但那股怪味却还是驱之不去,还要看华人族群在来届大选时能否见怪不怪。
东马砂拉越及沙巴所得拨款再创新高
近几年越发重要的东马砂拉越及沙巴喜获大糖果,所得拨款再创新高。砂拉越获162亿,沙巴获187亿,JPA提供东马出生者奖学金名额增加一倍,加上其它电力基建2亿400万令吉及交通建设33亿令吉,真是甜到入心。在巫统支持希盟逐渐变弱后,希盟要拉拢讨好东马,财政预算案要特别厚待砂拉越及沙巴也是无可厚非。
最幸运的是公务员群,糖果又多又甜
常年幸运的,少不了青年群。中六生有2500令吉生活津贴,大学生机票补贴500令吉。而最幸运的肯定是拿著铁饭碗的公务员群,公务员多项福利获提升,其中包括最低养老金调高至1350令吉。特别财务援助金,130万公务员可获1500令吉,逾百万退休人员可获 750令吉,上述糖果真是又多又甜,糖份之高,吃了都要中糖尿病了。
相信还有"追加预算案"会有更多甜头
财政预算案中派糖只是前菜,但还是不够甜,也未见惊喜,看来大选的牛肉还未完全端出来,观乎希盟现在处于虎狼环伺的政局,兵凶战危,相信应该还有后著的大选前追加预算案,那时候可能会有更多甜头。█▌
[下篇]
财政预算案——苦果篇
上篇说了2027年财政预算案的糖果,这篇就要说说财政预算案中的苦果,生活中有甜有苦是常态,苦果之味,先由小小苦楚说起,由浅至深。
18岁少年就入笼, 就当作小小苦楚吧
首先是公民年满18岁自动注册成为公积金局会员。听上去蛮高大上的,有点像年满18岁则不用申请便能享有某些福利优惠般,但事实上却倒像是公积金局得益吧了。美其名为以便更早让年轻人开始累积退休储蓄,但公积金局在肚肠里盘算著什么,大家心知肚明,是早起的鸟儿有虫吃,还是早起的虫儿被鸟吃,见仁见智。反正公积金局说了算,已经先斩后奏了,早早入笼,就当作是小小苦楚等于激励吧。
另外公积金推出i-Emas计划,55岁及60岁会员可选择按月提款。其实,公积金局之前几度试水温,想以强制性按月提款替代一次性提款,相信是看到公积金会员们群情汹涌,激烈反对,所以公积金局从善如流,让会员们自行选择按月提款或一次性提款。明智的会员们可以摆脱苦痛了,到了55岁就可以向公积金局说“速速磅,唔好两头望”(粤语,指催促对方赶快付钱,不要找借口拖延),始终钱还是留在自己手里较实在,朝圣基金局案就是可供参考的好例子。
財案劫富济贫, 高收入群只有 "硬食"
年收入逾100万人士,所得税率统一30%。这对高收入群来说肯定是“苦过弟弟”,但财政预算案要劫富济贫,总要有人挨刀,高收入群只有“硬食”。老土说一句就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挨了刀但求止到血便算,高收入群还能应付过去。
南北大道会增设70个电眼,同时增设50个充电桩,大道局也将兴建15座摩哆避雨棚。这部份算是苦多于甜。至于严打酒驾毒驾,会修法强制酒及毒驾驶者赔偿受害者。对于酒驾毒驾者来说是苦酒满杯,但对于公路使用者则是迟来的福音。
首购族买房屋向银行贷款最令人头痛
首购族购买50万以下房屋免印花税优惠至2030年。这可以推动产业加速复苏,但对于首购族来说,薪金增速缓慢及能否借到银行贷款才是最令人头痛,免印花税只算是苦茶一杯,治标不治本。
财政预算案里还有一些莫名奇妙的优惠,例如吉隆坡市政局小商家在2027全年可享租金50%折扣。为什么独独只有吉隆坡市政局小商家有优惠,而其他地区没有呢?另外,扩大助教计划至200所小学,将减轻教师文书及行政工作负担。倒不如增加教师或文书及行政工作人员更为直接,事实上又是不是只有200所小学缺乏人手呢?至于合约医生问题将获全面解决。但由2016年至今,长达十年的问题,只是反映出卫生部解决问题的效率之低,令合约医生们大吐苦水。
最低薪金增至2千令吉 会有苦果吗?
最受注意的是最低薪金由1700令吉增至2000令吉,及政府落实雇员收入框架改革,半技术工人及大学毕业生拿最低薪资2500令吉。对于受薪族群是减缓生活压力,但对于雇主就是递增的无形压力,苦过黄莲;可说是甲之蜜糖,乙之砒霜。
准时还高等教育基金贷款(PTPTN)可享10%折扣,月入2500令吉可暂缓还款。所谓有借有还上等人,准时还款是本份,竟还要给于10%折扣,怪也。暂缓还款也只是滚雪球般为学子及PTPTN累积更多债务,最终受苦的是其他将来还要向PTPTN借贷的学子。
美好的数据并未能令大多数人民有感
下来是财政预算案中一连串美好数据,例如成本遂步转嫁,明年通胀料达2.8%;失业率保持低位,2027年料达3%;明年经济成长预测是4.2%至5.2%;总收入料增至3808亿,销售与服务税(SST)贡献733亿。只可惜再美好的数据,也扺不过人民的无感,只能说美好数据终不敌人间疾苦。安华在财政预算案中引用唐诗“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来形容政府的奋斗改革,但似乎经过奋斗改革得来的美好数据并未能令大多数人民有感,真是“吟诗都吟唔甩”(粤语,指无论如何解释、辩白、都摆脱不了困境)。
行政开销已令国家发展方面吃足苦头
再看财政预算案中另一组数据,逾800亿令吉用作补贴和援助金。2027年援助金拨款增至160亿。总开支4598亿令吉,行政开销已经占了3768亿令吉,约82%,而发展开销只占了830亿令吉,约18% 。如此下去,单单是维持公务员体系已足以令国家发展方面吃足苦头。更别忘了政府总债务1.38兆,外债增至1.5兆,苦海无边,回头无岸。
偏偏安华还说了以下一堆讨骂的话,例如引用古希腊史诗中奥德赛所说的“不忘初衷,为下一代谋福祉。”“预算案须顾及各阶层需求,是对人民的誓约。”“预算案虽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照顾各阶层人民。”“预算案是国家对人民的承诺,须以诚信落实。”“预算案公平分享繁荣成果,照顾全民尊严。”“政府继续注重审慎的财政管理,用节省下来的资源回馈人民。”“依国家财力推行政策保护财务压力最大群体。”
听了安华所抛出的话,只能报以苦笑
以上洋洋洒洒的字句,仿佛有理有据,但听了后,心里总感觉空荡荡的,咀里苦涩,苦不堪言,只能报以苦笑。█▌
Saturday, 17 October 2026
宋明家《星洲网》专栏评论: 马来亚的现代化, 离不开华印裔的血汗
宋明家《星洲网》专栏评论:
马来亚的现代化, 离不开华印裔的血汗
❝ 华人移民史不能只是被理解为“外来者”历史,而应该是马来亚现代经济形成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试图将华印裔,比如叶亚来的贡献从马来亚现代化的历史中抽离,恐怕是不智的。❞
本文是科学人兼时评人宋明家2026-10-15 06:04发表于《星洲日报》/《星洲网》的专栏评论。原标题:马来亚的现代化,离不开华印裔的血汗。全文如下(文内小标题为《人民之友》编者所加)——
“叶亚来是吉隆坡开埠者”之说由来已久
谁是吉隆坡的“开埠者”?
百多年来,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认为是叶亚来,学校教科书也这么说。
但这些年慢慢有其他人选浮现,比如拉惹阿都拉(雪兰莪马来酋长,比叶亚来早了几年于1857年与华人探矿者在安邦开辟首批锡矿)和素丹布亚沙(Sutan Puasa)(苏门答腊曼特宁商人,1830年代在吉隆坡建立经济根基和贸易网络)。
这或许必须回到“开埠者”的定义:假若“开埠者”是指“投入精力和心力建设和发展城市”的“建设者”,那这人选应该是叶亚来。
但部分学术人员对某些人在吉隆坡开埠过程中的贡献未获重视感到不满,撰写《素丹布亚沙:吉隆坡的奠基人》(Sutan Puasa: Founder Of Kuala Lumpur;Areca Books 2018年出版)的独立历史研究者Abdur-Razzaq Lubis(同时也是素丹布亚沙同时代人的直系后裔)是其中一人。
在英殖民时代华印裔对马新贡献良多
无可否认的是,在那个时代,马来亚(包括新加坡)的华印裔群体对英国殖民地的建设和发展贡献良多,这是不争事实。
1940年代,马来亚人口约550万,其中华人占约250万,马来人不足250万(详见1948年9月《Pacific Affairs》期刊“The Chinese in Malaya”一文)。19世纪中叶起,伴随锡矿业和橡胶产业的兴起,华人移民潮开始从中国南部涌向马来半岛;从1870到1930年代,华人累计入境马来亚人数超过500万。曾任新加坡殖民政府华民政务司的剑桥大学远东史讲师Victor Purcell博士在他的著作《The Chinese in Modern Malaya》(Donald Moore 1956年出版)中提到,1941年马来亚连同英属婆罗洲的华人人口,已达约300万。
"是谁奠定马来亚的现代化?"已有答案
若要追问“马来亚的现代化是谁奠定的”,Purcell在他的《The Chinese in Malaya》(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8年出版)一书中已经给出明确答案:倘若没有华人,马来亚大部分土地恐怕仍停留在80年前的原始面貌,沿岸沿河仅有零星垦地,四周尽是丛林沼泽,既无道路桥梁,也无医院学校。今日马来亚的现代面貌,主要是英国人和华人携手缔造的成果。
这也不是Purcell的一家之言。
霹雳州苏丹纳兹林沙根据其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论文修订出版的《Charting the Economy: Early 20th Century Malaya and Contemporary Malaysian Contrasts》(2017年Oxford University Press出版),同样以大量旧档案数据论证:锡和橡胶两大出口商品,以及华印裔劳工的付出,支撑起当年整个殖民地经济的基础。
马来亚大学历史系Sivachandralingam Sundara Raja团队研究也发现,英属马来亚时期的华人企业家并不单纯依靠自身资本或华人商业网络发展起来的;由于当时华人银行资本有限、欧洲银行又较少提供长期投资,华人因此广泛利用南印度Chettiar金融网络取得贷款,为贸易、锡矿开采等活动提供资金。换言之,马来亚现代经济的发展并不是单一族群“独自建设”的结果,而是华人企业家、印度Chettiar金融家、马来社会以及英国殖民经济制度之间复杂互动的结果(详见2017年4月《Kajian Malaysia》文章)。
另,澳洲新英格兰大学学术人员透过约150年的历史资料,重建华工参与马来亚锡矿业的发展过程。当时马来亚锡矿业从1800年仅约500吨产量,到1900年发展为全球最大的锡生产国,其产业转型和所采用劳动力类型密切相关;华工不仅构成锡矿业扩张的重要劳动力,也参与了矿业生产技术和生产组织的形成(引1997年《Chinese Labour in the Malayan Tin Mining Industry: A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1800–1948》硕士论文)。因此,华人移民史不能只是被理解为“外来者”历史,而应该是马来亚现代经济形成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再者,马来西亚玛拉工艺大学团队也指出,我国华人对国家发展的贡献并不限于财富和商业,也包括了语言、宗教、建筑、饮食、教育及文化传统等方面(引2022年3月《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and Humanities》)。
把华印裔贡献从历史中抽离是不智的
换言之,这些研究所呈现的,是“华印裔移民本身就是马来亚现代社会和经济形成过程的一部分”,试图将华印裔,比如叶亚来的贡献从马来亚现代化的历史中抽离,恐怕是不智的。
我们欢迎任何确凿证据和客观理性论证,也愿意接受经过独立专家审查及学术认可的历史新发现;即便它可能推翻百年来多数人接受的“叶亚来为开埠者”论述。
但前提是,这类新发现必须通过正规学术程序发表,而不是仅凭个人出版一本书或单方面的自我宣称。█▌
Tuesday, 6 October 2026
Briar@TikTok视频:全球第一所海外华文大学 南洋大学 为何消失 ?【附《人民之友》编辑部按语】
Briar@TikTok视频:
全球第一所海外华文大学
南洋大学 为何消失 ?
本文是一个名为“Briar”的平台2026-10-04 上传到TikTok频道的视频内容实录。原标题:华文大学消失背后的资本棋局。它精准的点出了作为全球第一所海外华文大学(建立在新加坡裕廊)的南洋大学(Nanyang University)在上世纪80年代初收编(被消亡)的最核心原因。
视频提到“几十年后新加坡开始后悔了”,新加坡政府真的后悔“关闭南洋大学”了吗?在我们看来,这是热爱中华文化的南洋华人和南大儿女难以信服和想象的事!,如果前任总理李显龙和现任总理黄循财如今真的对开国总理 李光耀“关闭南洋大学”感到后悔,那就堂堂正正公开表示,并向南洋华人和南大儿女真诚道歉才对!
请点击以下箭头以聆听观赏视频内容

@liwyabbfa1x
全球第一所海外华文大学为何消失?
以下是视频内容实录(文内小标题为《人民之友》编者所加)——
新加坡华人心里都有一道旧伤——南洋大学,那是全球第一所海外华文大学。 1953年,南洋华人用一砖一瓦把它盖了起来。 可1980年,这所大学被新加坡政府并入了国立大学。 从此,南洋大学只剩一个名字。
为什么李光耀政府要关掉南洋大学?
为什么政府要关掉华文大学?这背后是一场冷酷的语言政治。 为什么南洋大学必须消失?因为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选择了一条向西方资本靠拢的路,英语被定为第一工作语言和行政教育的核心媒介。
而南洋大学是华文教育的旗帜,是华人文化认同的图腾, 留着它,新加坡的华人就永远有一块不被英语覆盖的土地。 可新加坡要的是一个纯英语的现代化国家,南洋大学就成了必须拆除的障碍。
关闭方式是静悄悄的"并入国立大学"
而更扎心的是,关闭的方式不是一场辩论,不是一次投票,是一场静悄悄的合并。1980年南洋大学并入新加坡国立大学,华文大学一夜之间从历史中消失。很多南洋大学的学生直到今天都意难平, 南洋华人用血汗盖起来的大学被一个政治决定抹掉了!
可历史总是轮回,几十年后新加坡开始后悔了, 黄循财上台号召大家讲华语,宣布设立华族历史文化馆,记录华族先辈开拓新加坡的历程。当年被关闭的南洋大学如今成了华人文化记忆的一部分, 新加坡绕了一大圈,终于承认那段被压下去的文化是新加坡的根。
南洋大学的消失是华人文化的一滴泪
一所大学,一段历史,一场语言的战争,南洋大学的消失,是新加坡语言政策的代价,也是华人文化的一滴泪。 几十年后新加坡人重新开始寻找华语,寻找方言,寻找南洋大学留下的记忆。 有些东西可以被关闭,但不会被遗忘。█▌
Wednesday, 30 September 2026
郑钦亮《星洲网》专栏评论: 为何华裔教授要否定华教?
郑钦亮《星洲网》专栏评论:
为何华裔教授要否定华教?
❝国人只知道当时三大种族代表协商的应该是互相认同保留学习母语的自由,没有“单一源流教制”的任何决议,不知是他凭空想像或是被遗漏的历史记录。不过大马人应该庆幸,那个时代国家团队里没有种族激进分子,否则世界就缺少了像马来西亚这么宏伟的多源流语言与文化国家。❞
本文是资深时评人郑钦亮(星洲日报前主笔)2026-09-29 06:06发表于《星洲日报》/《星洲网》的专栏评论。原标题:为何华裔教授要否定华教。全文如下(文内小标题为《人民之友》编者所加)——
学者张国祥爱挑华教的毛病又发作了
国立大学民族研究所荣誉教授张国祥爱挑华教的毛病又发作了,他就是习惯性的妖魔化华教,把大马华教归类为全民团结的绊脚石。另一位也爱批判华教与华社的华裔穆斯林学者郑全行,每次都是直来直往的批评华社,让华社不得不自卫,常掀起许多无谓的争议。与他相比,张国祥教授显然高明多了。
张国祥虽然也否定华教(不知道为何如此),但他批判时,会举出一些他所搜集到的例子,以加强他的论点,也为抗拒华教的相关人士,提供一些可作为子弹的讯息,纵然他提出的案例未必准确。为什么说张国祥爱绕圈子批评华教?就举他最新的言论来看好了。
他在前几天又发表"华小不应存在"论
前几天他在马六甲国际贸易中心出席一个称为“剖析马来土地争议”的全国大会,担任讲座嘉宾时,就很有本事地离题,不把全部焦点集中在马来土地争议的论述,反而拐弯抹角扯到“单一源流教育涉及国家身分认同与社会团结”。
他在讨论马来土地的大会上,直指大马母语源流教育的元素,只能以教育体系中的组成部分存在,不能以目前的学校形式存在,尤其在母语源流教育以小学的形式存在,并且在全国有约2000所这类学校时,就已经成为我国教育体系的一大问题。这句话等于是说,华小不应存在,只能是纳入国小,成为大马单一源流教育制度的一部分,比如像英语一样,只列为一科目。
他举例新加坡只有单一源流学校,母语源流教育只是被纳入其中作为一项元素,不能以学校的形式存在,但是华裔社会仍能保留自身文化身分。即是说,以华裔为主的新加坡民间都没有自创华小以至独中,大马应该朝这个方向前进,但他说遗憾的是,只要一提到单一源流学校的理念,我国社会就会出现分歧。
他选择性忘记三大民族合力建国史实
这种事有分歧,就是对了,张教授学富五车,缺陷就是选择性忘记马来西亚的组成结构,一开始就没有单一源流这回事,而是三大民族一开始合力建国,就已经说好各自保留母语教育,学习自由。
这些年以至今天,所有排拆或质疑母语教育的声音,事实上都是在质疑宪法赋予非马来人学习母语的权益,他们才是必须自我检讨或是被讨伐。像张国祥如此引用例子和弦外之音来否定非马来文母语教育的手法,从另一个角度审视,根本就是在提醒所有反对华文与淡米尔母语教育的机构,应该强制推行单一源流教育。
他遗憾我国政府没执行单一源流教育
他甚至揶揄:“提出这个理念确实相当困难,但无论哪个政府执政,都还没有勇气落实单一源流学校”,这不就是极为低级的激将法吗?他还称早在1969年5月13日种族骚乱后,我国其实曾有机会落实有关教育制度,当时国家处于紧急状态,并由国家行动理事会(MAGERAN)治理,正是重新规划教育制度、落实单一源流教育的机会,遗憾的是没有执行。
国人应庆幸那个时代张国祥还没出道
国人只知道当时三大种族代表协商的应该是互相认同保留学习母语的自由,没有“单一源流教制”的任何决议,不知是他凭空想像或是被遗漏的历史记录。不过大马人应该庆幸,那个时代国家团队里没有种族激进分子,否则世界就缺少了像马来西亚这么宏伟的多源流语言与文化国家。█▌
Tuesday, 8 September 2026
《星洲网》2026-09-07社论 : 公立大学招生, 必须公平透明
《星洲网》2026-09-07 社论 :
公立大学招生, 必须公平透明
❝ 教育制度最失败的是本来应该得到机会的优秀学生,因为制度不透明而失去机会。公平不是让每个人得到相同的东西,而是让每个人的努力都得到合理的回应。
政策的终点,应该是提高教育公平,而不是降低人才选拔的标准。今天的大马需要的是建立一套人人都相信的公平制度。当一个学生没有被录取,也能够清楚知道原因,这才是真正的公平。❞
本文是《星洲日报》/《星洲网》2026-09-07社论。原标题:公立大学招生制度应该更公平。全文如下——
根据华研智库《马来西亚公立大学招生体系的窘境和出路》研究报告指出,大马公立大学招生制度存在不公平现象。公立大学应该是国人共享的教育资源,所以入学制度必须公平透明,不同入学管道应该站在公平的起跑线上。
保障土著、照顾贫困家庭及乡区学生的教育机会,本身没有问题,需要检讨的是,当“照顾弱势与多数人(土著)”的乱象长期形成固定且制度不透明时,就会牺牲一大批努力且优秀的学生,所以公立大学的招生制度必须检讨。
三条升学道路,不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大马公立大学的学生来源,包括STPM、Matrikulasi(大学预科)及各大学的Asasi(基础课程);政府目前是透过UPU统筹公立大学入学;官方所说的“meritokrasi”(绩效制),是采用90%学术成绩、10%课外活动成绩。
问题是,申请入学者所取得的90%学术分数,如果是来自不同考试制度、课程内容及评分标准,最后把不同水平的成绩一起比较,有何公平可言?这是讨论公立大学招生制度公平与否的核心问题。
STPM被公认是学术要求较高、考试严格的预科资格;Matrikulasi则是另一套由教育部管理的预科制度;大学Asasi又有各自的课程及招生方式。如此一来,同样的“4.00”,未必代表相同的学术能力。
不同的课程难度、评分方式及竞争程度存在巨大差异,那么单纯把累计平均绩点(CGPA)转换成“merit分数”再排名,这是无法反映学生的学术能力。我们不是要否定任何一种预科,因为问题不在学生,而是制度。
招生结构长期存在土著与非土著比例安排是Matrikulasi最大的争议;根据教育部资料,Matrikulasi是自2003/04学年才开始开放10%名额给非土著学生。
政府对设立大学预科提出的理由看似合理却又牵强,亦即大马教育存在资源不平等,因此必须透过政策扶助土著学生,包括来自低收入、偏远地区及教育资源匮乏的家庭。
但“保障弱势”与“以族群作为长期固定比例”是两回事。
假如一名城市富裕家庭的学生,因为土著身分而得到绝对的入学优势;另一名来自贫困及偏远地区家庭的非土著学生,即使成绩非常优秀,也可能因为族群问题而失去机会。这时候该问的,制度是照顾弱势,还是土著身分?别把“土著”与“弱势”简单画上等号,因为任何族群都有贫穷家庭。
公平不是"大家一样"而是弱者获得补偿
有人可能会反驳,如果取消土著保障,教育公平是否会倒退?不会。
因为真正成熟的招生制度,不是要求所有学生接受完全一样的待遇,而是承认不同学生的起点不同,给予合理的补偿。这一点,中国和台湾都有值得大马参考的地方。
中国的大学招生也有优惠政策,对农村、偏远及特定弱势地区设有专项计划。台湾的大学招生同样不是单纯“一张考卷定终身”。例如“繁星推荐”的理念,就是希望做到“高中均质、区域均衡”,让不同地区的高中生都有机会进入一流大学。
中台制度未必可以照搬,但共同点值得注意:亦即扶助可以有对象、有条件,且透明化,而不是把弱势学生直接放到另一条赛道,而是在同一套大学招生体系中,增加不同地区学生的机会。
因为“加分”与“配额”最大的不同,就是它仍然把学业能力放在核心位置。一名考生即使获得政策优惠,仍然必须先具备一定的学术能力;优惠是协助他跨过门槛,而不是直接取代竞争。这才是“公平”且比较值得学习的方向。
大马不必取消扶助,而是改革扶助
我们认为大马不需要太过极端地取消土著保障,这不现实,也未必公平,真正应该改革的是“保障的方法”。
首先是逐步由族群配额转向需求配额,规划一套客观的“教育弱势指数”,让真正贫穷的土著或非土著学生,获得共同保障。
其二是建立不同预科之间更加透明的成绩换算制度。STPM、Matrikulasi及Asasi不能只把CGPA简单转换后互相比较,而应该建立公开、可检验的标准。
政府甚至可以公布不同预科学生进入大学后的学业表现,例如第一年CGPA、毕业率、退学率及专业考试表现。如果不同预科生的成绩有误差,那么就有必要检讨现行的成绩换算方式。
最后就是公立大学应公布更加完整的招生资料。包括不同预科来源的录取人数、最低录取分数、各族群录取比例、各专业招生标准,以及特殊名额的实际使用情况。如果公平,就不怕让公众看到数字。
教育制度最失败的是本来应该得到机会的优秀学生,因为制度不透明而失去机会。公平不是让每个人得到相同的东西,而是让每个人的努力都得到合理的回应。
大马是多元社会,教育政策当然不能只谈学术竞争,而不谈历史与社会现实。但同样地,也不能永远用历史解决今天的问题。一个制度存在数十年,并不代表它不能改变,真正成熟的国家,应该敢于检讨政策。
公立大学的本质,是培养国家未来的人才,这些人将成为国家未来的核心力量。
政策的终点,应该是提高教育公平
政府可以照顾弱势,可以补偿历史的不平等,但也可以确保各地区及不同社群都有合理的教育机会。
政策的终点,应该是提高教育公平,而不是降低人才选拔的标准。今天的大马需要的是建立一套人人都相信的公平制度。当一个学生没有被录取,也能够清楚知道原因,这才是真正的公平。█▌
Saturday, 29 August 2026
郑钦亮《星洲网》专栏评论 : 郑全行, 别再拿华社当投名状 (更新:图片)
郑钦亮《星洲网》专栏评论 :
郑全行, 别再拿华社当投名状
❝身上流着华人血液的郑全行,为何一而再、再而三的将华社的一些民俗活动、商业行为甚至宗教信仰,都无中生有的扯入“对国家不忠诚”的疑惑?居心何在?❞
本文是资深时评人郑钦亮(星洲日报前主笔)2026-08-29 06:04发表的专栏评论。原标题:郑全行,别再拿华社当投名状。全文如下(上图和文内小标题为《人民之友》编者所加)——
一名值得各族尊重的华裔穆斯林应该是怎么样的,国家未有明确规范,但我可以确定,不会是像郑全行这样的。
郑全行以前说过或做过什么异行,就不必再说了,网上一搜一大把,总之会令一些人反胃,就当作翻篇了,但是在这个强调与宣扬国民团结的神圣国庆8月,他却是更用心用力的把挑拨族人情绪神经线的恶行,洋洋得意的发挥到极致。
先说说这阵子他的异行有哪些。
他看到中元节的中文横幅周身不舒服
8月中旬,他在社群平台批评,指农历七月中元节庆典的悬挂布条和旗帜主要使用华文,未附上马来文,他质疑的问“把这里当作是中国吗?”
他这是要干什么?是国家或马来社会对鬼节布条须加上马来文的翻译有需求,或是纯粹要戏弄信仰道教的华裔社群?还是有什么不懂中文的阴间使者托梦予他?
总之,大家千万别听这些鬼话,继续说自己的鬼节鬼话就行,搞不好这是一个以热爱国语之名而设下的陷阱,到时候人们真做了,怕会有人把国语和宗教扯在一起,说他们不尊重国语,竟然把它用在其他宗教的宣传布条上,那就冤枉极了。
中元节横幅纯用中文, 合情合理合法!
中元节布条纯用中文,主要道教是纯中华儿女的信仰,以纯中文条传达讯息,完全是传统与正确,再说这是一个在国法上语文与信仰自由的多元国家,其他宗教不把官方语言加诸在非官方宗教的活动上,是寄予最崇高的尊重,郑全行你到底行不行,连这都不懂!
这里的华裔公民用了中文上百年,从来不会傻傻把这里当中国,中国哪有这么小,郑全行到底有没有把马来西亚当马来西亚,怎么这样都看不清楚?
郑的做法,像极了老马玩过的"套路"
郑全行在神圣8月的另一个怪行,是在社交媒体Threads发文,公开批评吉隆坡蕉赖利双广场一带的商业招牌缺乏监管,导致中文占据主导,使得该区看起来“像香港”。他质疑马来文在当地已被边缘化跌至第三位,甚至有的招牌完全没有马来文,他也向地方政府公开喊话质疑其未严厉执法。
中文布条像在中国,中文招牌像在香港,就差“像在台湾”他还没有用上。
想起两年前老首相马哈迪玩过的这一套,当时他说在吉隆坡一家新开张的购物中心逛街时,发现许多商店招牌大面积使用中文字且缺乏马来文,让他感叹仿佛置身于中国。
在这方面,老马的影响力极大,他说完后,整个吉隆坡尤其华商旺区就掀起鸡飞狗跳的取缔违规招牌行动,但既然是违规,商家自作自受,他人也不能说什么,要想改变规定,也仅能上升到政府的立法机构去努力。
如今郑这么说,是不是也是故意的?
但是,老马特意提起“像置身于中国”,就存在着挑拨马来保守派神经线的作用,不会有人说他不是故意的,如今这个郑全行,是不是也是故意的?你们照着商家违规的事实说话不就行了吗,何以仍要扯上保守派马来人不喜欢的“把大马中国化?”
大马华人对马来西亚的忠诚与爱护,有史可查,有理可据,天地可鉴,也没有任何证据和迹象表露要在大马造中国,任何一名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或传教士,实不应如此恶意揣测与指责,这种行为虽没明说,但有暗喻之意,就形同毁谤。
他还捞过界反对在砂设立"华文大学"
郑全行还捞过界的去反对在砂拉越设立“华文大学”这回事,说这种大学对国民团结不利,什么时候传教士也来插手教育了?有什么证据证明会有一所大学只收单一种族和教导单一语文,而导致大学所在地国家的国民不团结?
国内马来亚大学和国立大学广收天下学生,位于吉隆坡的厦门大学分校和雪州士毛月的诺丁汉大学,并没有仅收中国学生和欧洲学生,也不会傻傻只收母国的学生,那不是搞教育,也不符合经济效益,郑全行吃国家的米长大和考上博士学位,理应是个智者,就表像得像一名智者吧,别有障碍。
这样的"博士", 到底缺少了什么教育?
是了,还是要说回身上流着华人血液的他,为何一而再、再而三的将华社的一些民俗活动、商业行为甚至宗教信仰,都无中生有的扯入“对国家不忠诚”的疑惑?居心何在?就算激进的马来保守派,也不至于如此常年信口雌黄,欲加诸罪,不知这样的博士,到底缺少了什么教育。█▌
Friday, 28 August 2026
张文辉《东方网》专栏评论: 国语与多元并不对立, 别把华文当威胁
张文辉《东方网》专栏评论:
国语与多元并不对立,
别把华文当威胁
❝与其不断狭隘地质问“这里是不是中国”,不如问一句更关键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不能共同建设一个以国语为纽带,同时允许各民族保留自己语言、文化与传统的马来西亚?
不要把多元文化当成国家团结的敌人。恰恰相反,能够容纳多元,才是一个国家真正有自信、有底气的表现!❞
本文是时评人张文辉(他也是民主行动党雪邦市议员)2026-08-28 07:20发表于马来西亚《东方网》的专栏评论。原标题:国语与多元并不对立,别把包容当威胁。全文如下(上图和文内小标题为《人民之友》编者所加)——
驳斥"砂设华文大学分裂团结"的谬论
针对华裔穆斯林传教士郑全行近日把“砂拉越设立中国大学”扣上破坏国家团结的帽子,甚至看到中元节华文横幅就跳脚质问“这里是中国吗?国语地位何在?”,这种动辄制造对立的言论,我认为有必要把几个基本常识讲清楚。
先说清楚,在马来西亚,国语的崇高地位从来没有因为其他族群语言的存在而受到削弱。
马来语是国家官方语言,这是《联邦宪法》第152条文清清楚楚写明的法定地位;但同一宪法条款也白纸黑字保障各族群学习、使用与维护母语的权利。华人社区在民间活动悬挂华文横幅,纯粹是民俗文化的自然展现,既没有挑战国语,更不代表要把国家变成“中国”。
砂引进中文大学是破坏国家团结吗?
如果看到华文横幅就要质问“这里是中国吗?”,那么按照同样的逻辑,是不是所有在商业活动用英文、在宗教场合用阿拉伯文、在社区庆典用泰米尔文的活动,全都要被逐一质问“这里是英国、沙地还是印度”?国语是国家的凝聚力纽带,但这并不代表一个国家的文化只能剩下单一颜色。
同样的,把砂拉越引进中国大学直接等同于“破坏国家团结”,更是把正常的教育合作与国家认同完全混为一谈。
一所依法在本地设立的高等学府,接受国家高教部与法律的严格监管,目的是为国家培养人才、促进学术交流。真正应该讨论的,是大学的课程水平、治理机制、监管框架以及到底能为国家带来什么,而不是单凭校名就预设它会危害国家。
过去与西方大学办分校又该怎么说?
如果国际高等教育合作本身就是破坏团结,那么大马过去几十年与英、澳等国大学合办分校,是不是也全该被否定?为什么面对西方大学叫国际化,换成中国大学就突然变成威胁?
一个真正成熟的国家认同,绝不能建立在“看到不同文化就感到威胁”的脆弱神经上。
我们当然要坚定捍卫国语的地位,但维护国语,不代表必须消灭其他语言;维护国家团结,更不代表必须抹杀各族的文化特色。一个有自信的马来西亚,完全可以尊崇国语,同时包容华文、泰米尔文、英文,以及东马沙砂两邦多元的传统文化。
国家团结的最高境界,从来不是强求千人一面,而是大家各不相同,却仍然认同自己属于同一个马来西亚。
为啥各族不能拥有国语并保留母语?
与其不断狭隘地质问“这里是不是中国”,不如问一句更关键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不能共同建设一个以国语为纽带,同时允许各民族保留自己语言、文化与传统的马来西亚?
不要把多元文化当成国家团结的敌人。恰恰相反,能够容纳多元,才是一个国家真正有自信、有底气的表现!█▌
Sunday, 23 August 2026
邱颖慧《星洲网》专栏评论: "学术自由"究竟是什么意思
邱颖慧《星洲网》专栏评论:
"学术自由" 究竟是什么意思
❝每当我听到有人呼吁给予大学更大的自主权时,我总会回到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自主权究竟是给谁的?
如果权力只是从高教部转移到大学管理层,却没有同时加强对学者和学生的保障,那么我们可能只是把控制中心换了一个地方,这也就失去了大学自主原本的意义。
学术自由归根结底是要求大学能够容纳思想上的不适。❞
作为自由派学者,作者直率阐述了她对“学术自由”的立场和观点,并对我国的当权者对有关课题提出委婉的批判,值得国人参考。
本文是我国学者邱颖慧(马来亚大学国际关系与人权副教授)2026-08-23 06:01发表于《星洲日报》/《星洲网》的专栏评论。原标题:“学术自由”究竟是什么意思。全文如下(文内小标题为《人民之友》编者所加)——
"学术自由",突然成了我国热门话题
首相安华宣布,政府将废除1971年大专法令。几乎在一夜之间,“学术自由”似乎无处不在,这个词突然成为热门话题。大学领导人也开始谈论学术自由,并纷纷发表声明,欢迎赋予大学更大的自主权和更广阔的民主空间。
但我认为有必要回到一个更基本的问题:我们所说的“学术自由”,究竟是什么意思?
我们不应该把学术自由的定义视为理所当然,也不应该任由它随着某个特定时刻的政治需要而被重新定义。学术自由不是由上而下授予的许可。恰恰相反,这正是问题的关键。
这理念已有一段很长的国际发展历史
这个理念背后其实已经有一段很长的国际发展历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7年通过的《关于高等教育教学人员地位的建议书》,至今仍是界定学术自由最清楚、最重要的国际参考之一。
它将学术自由理解为一系列基本自由,包括教学和讨论的自由、进行研究并发表研究成果的自由、对自己所处的高等教育机构或教育体系发表意见的自由、不受机构审查的自由,以及参与专业和具有代表性的学术组织的自由。
它,包括对大学本身发表意见的自由
我认为这个定义很重要,因为它立即提醒我们,学术自由并不只是学者能否自由撰写一篇文章,或者进行一项研究。它同时包括对大学本身发表意见的自由。而这,往往正是事情开始变得令人不自在的地方。
一名学者可能会被鼓励发表论文、争取研究拨款、出席国际会议,并协助提升大学排名。但如果同一名学者质疑大学治理、批评任命程序、挑战政府政策,或者公开谈论大学当局宁愿保持沉默的课题,又会发生什么?这些同样属于学术自由的一部分。
2024年,联合国教育权问题特别报告员沙希德指出,学术自由不是教授的特殊特权,而是与知识生产、传播和公共讨论相关的基本权利。它不仅保障学者研究、教学和发表意见的自由,也包括走出校园参与公共辩论和质疑政策。学生同样享有表达意见而不受报复的权利。
学术自由不能只等同于废除大专法令
不过,学术自由并非不受约束,研究仍必须接受证据、方法和伦理检验。关键是,学者可以因为论点站不住脚而被质疑,却不应因为掌权者不喜欢其结论而被压制。因此,学术自由不能只等同于废除大专法令,真正的改革还必须改变大学内部的制度与文化。
但是,一项国会法令只是围绕马来西亚大学整个制度架构中的一部分。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法律、大学章程、纪律程序、任命制度、行政规则,以及或许更重要的——那些早已根深蒂固的体制习惯。
还有一种更难通过立法消除的问题,那就是长期根植于大学生活中的恐惧文化。
大学可以在正式声明中承诺捍卫学术自由,但学者却会在日常运作中默默学会,哪些课题被视为“敏感”、哪些邀请可能惹来麻烦、哪些公开言论最好避免,以及哪些研究结果最好表达得更加谨慎。久而久之,自我审查就会逐渐变成一种体制文化。
这也正是为什么大学自主权与学术自由虽然关系密切,却绝不能被视为同一回事。
大学要有自主权,才能保障学术自由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长期以来都承认,大学的制度自主权是保障学术自由的重要条件。
2024年联合国教育权问题特别报告员的报告同样强调,如果要让学术自由得到真正落实,大学的制度自主权是不可或缺的。
但大学自主并不是最终目的。它的作用,应该是保障大学内部的自由。在马来西亚准备展开这项改革之前,尤其必须厘清这两者之间的区别。
一所大学即使获得更多摆脱政府干预的自主权,内部依然可能存在根深蒂固的等级制度。管理层可能压制批评,升迁制度也可能奖励顺从,而学者仍可能担心,公开发言会不会影响自己的任命、合约、研究机会,甚至整个学术生涯。
"大学的自主权究竟是给谁?"的问题
所以,每当我听到有人呼吁给予大学更大的自主权时,我总会回到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自主权究竟是给谁的?
如果权力只是从高教部转移到大学管理层,却没有同时加强对学者和学生的保障,那么我们可能只是把控制中心换了一个地方,这也就失去了大学自主原本的意义。
学术自由归根结底是要求大学能够容纳思想上的不适。
对我来说,这或许才是最困难的一部分。一所真正的大学,不可能保证部长、校长、捐助者、政治人物、宗教权威、企业、社会运动者,甚至其他学者,都会喜欢在大学里出现的每一种声音。
知识的进步并不是因为所有人意见一致,而是因为既有假设可以被质疑、论点可以被检验,结论也可以受到挑战。
大学必须允许异己者和批评者的存在
如果一所大学只有在某种批评已经获得政治接受后,才允许这种批评存在,那就不能称为真正实践的学术自由。
学者本身在这方面也有责任。我们不能只是捍卫那些与自己政治立场一致的人的学术自由。
真正的考验,往往是在有人提出我们极不认同的观点时出现。我们当然可以严厉反驳,也可以要求对方提出证据,但单纯因为意见不同,不能成为让一个人噤声的理由。
还有另一个原因,说明为什么这个课题此刻尤其重要。多年来,马来西亚投入了大量精力,希望让本国大学在全球更具竞争力。
我们不断谈论大学排名、声誉,以及如何迈向“世界一流”。但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不可能只靠排名、品牌包装和国际合作打造出来。
很高兴如今大家突然关注"学术自由"
严肃的知识文化,需要有人愿意提出艰难的问题,包括质疑自己所属的机构,以及自己的政府。而这需要一种比提升排名更难打造的东西,那就是制度上的勇气。所以是的,我很高兴如今大家突然开始谈论学术自由。
真正的考验会在之后才出现:当一名学者质疑政府政策,当研究得出政治上令人不舒服的结论,当学生围绕一个不受欢迎的议题组织起来,当学者批评大学领导层,或者当有人提出那些掌权者不想听见的问题时,我们究竟会怎么处理?
到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比今天有多少份声明提到“学术自由”这个词,更能说明马来西亚学术自由的真实状况。
当然希望有一天,我国"学术自由"了
我当然希望有一天,“学术自由”在马来西亚大学里,不再听起来像是一个麻烦或具有政治风险的词。
而真正的进步,是当大学不再需要等待另一项重大的政治宣布,才愿意公开谈论学术自由,而是能够主动捍卫它、保护它。█▌
Saturday, 15 August 2026
陆世敏《星洲网》专栏评论: 火箭欲走还留,能使 安华免于众叛亲离吗?
陆世敏《星洲网》专栏评论:
火箭欲走还留,能使
安华免于众叛亲离吗?
❝ 安华也许更该思考的是,为什么从过去并肩改革的同志,到自己党内的领袖,再到如今最稳定的盟友,都开始重新衡量与他的距离。
行动党最终选择留或走,或许只需要一场表决。安华真正该担心的,却不是谁会留下,而是为什么越来越多人开始想走。❞
本文是媒体人陆世敏(星洲日报高级记者)2026-08-15 06:05发表的专栏评论。原标题:火箭欲走还留,安华还留得住谁。全文如下(文内小标题为《人民之友》编者所加)——
有人说,首相安华对行动党的信任和依赖,甚至高过对公正党内任何一名华裔领袖。
行动党正是安华任相执政的铁杆盟友
这样的说法并不难理解。行动党掌握绝大部分华裔基本盘,也是希盟乃至团结政府中议席最多的单一政党之一。
对安华来说,行动党不仅提供稳定的国会支持,更承担着希盟维系非巫裔选民支持的重要角色。
更何况,这份政治互信不是今天才建立。从民联时期开始,行动党就是安华最坚定的盟友之一。
从安华身陷牢狱,到希盟首次入主布城,再到喜来登政变失去政权,直至2022年大选后政局僵持,行动党始终没有放弃支持安华出任首相。
这段关系走过在野、执政、失去政权,再重新执政,早已不只是一般政治联盟之间的权宜合作。
8•16决议不会改变党支持安华的立场
因此,本周日的行动党全国党员代表会议,才显得更加举足轻重。
4264名中央代表将决定,行动党是否继续留在联邦政府直至本届国会任期结束。无论结果如何,都不会改变该党继续支持安华和留在希盟的立场。
值得注意的是,行动党“退出政府”的范围也已收窄。从最初讨论正副部长、州行政议员、地方议员和官联机构等所有官职,到如今只限联邦政府。
从“全面辞官”到“只谈联邦”,与其说行动党已经准备离开,不如说它正在重新拿捏与安华之间的距离。
靠得太近,团结政府的政治包袱几乎都得一起扛;退得太远,又可能把多年经营的执政影响力拱手让人。
安华自己党内的人偏偏此刻渐行渐远
偏偏在这个时候,安华自己党内的人正渐行渐远。
拉菲兹和聂纳兹米先后离开公正党、辞去国会议席,并另投新的政治平台;李健聪虽然没有退党,却辞去党中央领导职,并公开表达对党领导方向的不满。
接着是黄基全。这名3届梳邦国会议员先辞去国席,随后退出公正党,加入拉菲兹领导的同心党。
就连安华的女儿努鲁依莎,也曾要求辞去党职。党中央最终没有接受,仅批准她在党大会后暂时休假,以继续深造。
公正党改革派正在逐渐远离权力核心
一连串事件,最终在公众眼前呈现的,是公正党内一些过去与改革路线、多元形象紧密相连的人物,正以不同方式逐渐远离权力核心。
此时,如果连长期与安华共同进退的行动党也选择抽身,对安华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
行动党已经表明,即使退出联邦政府,40名国会议员仍会继续支持安华,因此谈不上倒阁。
但若5名部长和7名副部长集体辞职,政治意义也绝不只是少了12名官员这么简单。
有人形容,这甚至可能被公正党视为一种“背刺”。
这个词或许太重。行动党没有倒戈,也没有投向敌营;面对连续选举失利和基层不满,该党本来就必须为自己的政治生存作出判断。
不过,政治也讲究时机。拉菲兹、聂纳兹米已经离去,李健聪、努鲁依莎与党中央拉开距离,黄基全也走了。
这个时候,如果连行动党12名正副部长都集体收拾办公室,外界很容易得到一个对安华更加不利的印象:连最可靠的盟友,也不愿继续和他共同执政。
火箭会把安华拉回"更改革的路线"?
更吊诡的是,行动党退出,未必会把安华拉回更改革的路线。
火箭腾出的正副部长职位不会凭空消失,而是重新分配。公正党和诚信党不可能全部接手,巫统、砂盟和其他团结政府伙伴自然会拥有更大的议价空间。
如果行动党是因为不满安华改革缓慢、向其他政治力量妥协太多而选择离开,最后却可能迫使安华更加依赖这些力量。
想借退出警告安华,反而把安华推得离自己更远,这或许才是行动党代表星期日真正需要想清楚的。
行动党没有义务"永远替安华挡子弹"
行动党当然没有义务永远替安华挡子弹,政治联盟也从来不是无条件的忠诚;同样地,安华也不能把行动党的支持视为理所当然。
过去多年,行动党为了支持安华成为首相承担过政治成本,如今面对基本盘松动,它自然有权重新计算这段合作关系的价值。
所以,本周日真正接受考验的,明面上是行动党与团结政府的关系,实际上也是安华维系政治伙伴的能力。
安华该担心的是越来越多人离他而去
安华也许更该思考的是,为什么从过去并肩改革的同志,到自己党内的领袖,再到如今最稳定的盟友,都开始重新衡量与他的距离。
行动党最终选择留或走,或许只需要一场表决。安华真正该担心的,却不是谁会留下,而是为什么越来越多人开始想走。█▌
Friday, 14 August 2026
郑丁贤《星洲网》专栏评论: 行动党该退的6个理由——向8•16火箭代表们建言
郑丁贤《星洲网》专栏评论:
行动党该退的6个理由
——向8•16火箭代表们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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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高层留在内阁,等同尸位素餐,享受特权和高薪,如何向人民交代。
全体辞职,是问责的表现,也展现从政的气节,不计较个人名利,道不同不相为谋,才能获得人民的尊敬,也能走更长远的路。❞
作者是资深媒体人,长期观察国内外政治动态,他更深入了解国内政党基层党员和各族底层群众的心声。他坚定不移地为火箭基层党员和广大底层群众发声,是值得感激 和赞赏的。
本文是郑丁贤(星洲日报副执行总编辑)2026-08-13 20:00发表的专栏评论。原标题:行动党该退的6个理由。全文如下(上图为《人民之友》编者所加)——
尽管很多人不认同行动党退出团结政府,也有人认为所谓退出只是行动党演的一出戏,无论如何,我倒是认为,退出政府是行动党自我解救,也是拯救大马的一个最好选择。
1. 阻止蓝绿潮合流
马来人大团结的论述,其中一个重大理由就是对抗行动党。哈迪阿旺说,行动党的议程就是消灭马来穆斯林和伊斯兰在大马的地位。
尽管哈迪阿旺的胡扯来到煽动程度,但是,这套三流有毒剧本,确实有它的市场,至少很多马来人买单,在柔森州选大派用场,让蓝绿一路通行,通吃90%马来市场。
接下来的州选和全国大选,肯定如法炮制。更糟的是,马来人和非马来人的分化会更加严重,没完没了。
如果行动党退出政府,巫统和伊党即使重施故技,但是,发挥的空间有限,效果也大不如前。共同的敌人退居幕后,巫伊的矛盾就出现在眼前,这会让蓝绿合流出现更大变数。
2. 缓和希盟压力
希盟的成功有行动党的功劳,希盟的失败,部分也来自行动党。希盟执政之后,马来人感觉华人沙文主义进驻政府,威胁马来人的地位,激发强烈的民族危机意识。
安华为了安抚马来社会,采取绥靖主义,放弃改革政策,改而讨好保守马来势力,这更导致保守力量的反扑,让希盟节节败退,政策上无所作为,意识形态上干脆投降。
如果行动党退出政府,反而可以卸下希盟的部分包袱,剩下的任期,可以无须船头怕鬼,船尾怕贼,让航程导回正轨。
3. 逼安华改革
行动党对安华的无为,并非没有意见,而是没有办法。8个月前沙巴州选行动党被打包之后,引发基层对执政表现的不满,党中央才设定改革检讨期限,交由代表大会决定去留。
给出这大半年时间,其实就是向安华施压,告诉安华如果不改变,行动党就要说掰掰。可惜的是,安华是八风吹不动的泰山,拉菲兹出走也唤不醒。
要是行动党不退出,安华更加堂而皇之,认为行动党屈服了,接下来还是我走我的路。但是,一旦行动党退出,安华被逼到墙角,或许会痛定思痛,马死落地行。
4. 避免提前大选
目前是希盟最弱的时候,如果短期内大选,注定断送江山。国阵和国盟不会让希盟休养生息,若是可以的话,就趁你病,要你命。
然而,如果行动党退出,巫统可以向马来社会交代,它就没有了时间压迫感,不需要逼安华大选;与此同时,巫统内部也会置疑,是否需要全面和伊党合作,还是保留和希盟合作的一些空间。
5. 与无能施政切割
拆庙宇、阿占巴基、企业黑帮,乃至最近逮捕两名播客等反进步,违民主作为,让进步和改革阵营的人民,对希盟心灰意冷。与此同时,营商环境恶化,生活压力吃重,让中产阶级难以为继。
行动党留在团结政府,不但难有作为,也成为民间讨伐对象;如果退出,和无能施政作切割,反倒是断尾求生之举。
6. 挽回支持者信心
留在政府无法改变安华,也无力推动政策,反而要落得和巫统同流的指责,行动党的形象会继续沉沦。
党高层留在内阁,等同尸位素餐,享受特权和高薪,如何向人民交代。
全体辞职,是问责的表现,也展现从政的气节,不计较个人名利,道不同不相为谋,才能获得人民的尊敬,也能走更长远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