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润年与观察者网对话: 特朗普的涉华“毒丸”条款, 让大马人民在震惊中觉醒了

彭润年与观察者网对话:

 特朗普的涉华“毒丸”条款,

让大马人民在震惊中觉醒了

来源：guancha.cn/pengrunnian/2025_11_29_79870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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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看来，关键在于必须持续推动这些合作倡议，而不要因为表面的挫折或倒退就轻易气馁。也许，我对美国和马来西亚刚刚签署的那份协议所持的忧虑，甚至有些“害怕”的判断会偏于严厉。但我仍然相信，从历史大势的角度来看，马来西亚作为中国在东南亚的重要合作伙伴之一，在本地区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我真心希望，我们能够迎来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

———彭润年（马来西亚亚太“一带一路”共策会高级研究员）

本文是中国《观察者网》2025-11-29 08:55刊出的时评专栏。原标题： 彭润年：特朗普的涉华“毒丸”条款，让马来西亚人民在震惊中觉醒了。全文和插图如下（上图和文内小标题为《人民之友》编者所加）——

随着2026年的临近，马来西亚为期一年的东盟轮值主席国任期即将画上句号。在过去这一年里，马来西亚于世界舞台之上也扮演了颇为重要的角色。比如，其首都吉隆坡迎来了中美第五轮经贸磋商。

然而，纵览2025年，马来西亚也并非一帆风顺，在美国针对全球挑起的关税战中，它承受了沉重的代价。其与美国新签订的贸易协定，在马来西亚国内引发了广泛震惊，绝大多数民众对此表示难以接受。马来西亚“亚太‘一带一路’共策会”的高级研究员彭润年更是直言不讳，认为这样的协议以往通常只有战争中的战败国才会签署。

在11月13日至14日“全球南方学术论坛（2025）”举办期间，观察者网与彭润年围绕中国与东盟未来的发展前景、马来西亚近期与美国签署贸易协议的相关情况，以及马来西亚在全球南方运动中的未来定位等众多关键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彭润年（马来西亚亚太"一带一路"共策会高级研究员）

以下是由观察者网唐晓甫整理的文稿。  

观察者网：今年全球最大的事情，无疑就是美国针对全球的关税战，而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中美之间的关税和贸易战。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在中美元首釜山会面之前，中国和美国是在马来西亚进行的最后一轮谈判。为何中美此次选择了马来西亚？这又意味着什么？

彭润年：其实并没有那么复杂，马来西亚吉隆坡之所以成为会场，主要是因为今年马来西亚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在东盟年度峰会上，一般会有东盟的10个——从今年开始是11个——成员国的领导人，以及“东盟+”国家的领导人出席。其中就包括中国、日本、韩国，以及俄罗斯、美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

通常，中国、俄罗斯都会派总理出席，而美国则由国务卿出席。美国总统偶尔也会亲自前来，但这种情况罕见。也正是因为东盟峰会，吉隆坡就成了中心。但中美之间真正重要的谈判，其实是在韩国举行的。

观察者网：但在马来西亚也有很多工作会议。

彭润年：对，这些工作会议，包括李强总理与安瓦尔•易卜拉欣总理举行的双边会晤，都是在年度东盟峰会这一正常议程过程中进行的。今年的会议也开启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第三次升级。由此可见，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与东盟之间的经济一体化进程总体顺利，正在平稳地推进中。

观察者网：2018年首轮中美贸易战之后，有很多中国企业投资东南亚，从拜登时期开始，美国就采取措施，封堵这条转口贸易通道。在这个过程中，东南亚各国是如何应对的？对于当地来说，这是发展的机遇，还是会因此卷入大国之争，损害自身利益？东南亚国家如何看待中国的崛起？

彭润年：是的，自2018年以来，来自中国的投资出现了一波激增。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所谓“中国+1”战略的推动。这种战略是在外部压力下形成的，其核心动因源于美国对中国施加的各种限制，尤其是美国对中国发动的贸易战。

但驱动力并不止于此。我认为，即便没有这些因素，也会存在一种日益增强的、结构性的因素使中国与东盟之间的供应链实现更深层次整合，事实上中国和东盟的合作本身就具有某种结构性特征。

推动这一进程的因素有好几个。首先就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稳步推进。我认为这是非常自然的，是这一地区经济成功的基础所在，也是为什么这个地区成为全球增长中心的根本原因。

不过，正如你刚才提到的那些紧张局势，以及围绕它们的政治问题，东盟确实存在被卷入某些冲突的风险。毫无疑问，大国竞争并不是东盟国家做出的选择或希望降临在自己头上的事情。东盟一贯的立场是远离欧洲式的集团和联盟，保持对所有国家进行贸易与合作的开放态度。

观察者网：如果美国持续施压要求东盟做出选择，东南亚国家如何进行抉择？会重新审视自己的立场吗？

彭润年：不会。东盟的一贯立场就是拒绝选边站队。东盟这个组织本身是一种方案、一种工具、一个“载体”，以一个集体组织的形式维护本地区各国的主权。

这种做法具有典型的“东盟方式”特征。它不寻求将地区封闭起来，而是通过确保地区始终保持开放来实现各国主权的维护。也就是说，东盟追求的是开放区域主义，也就是追求与所有国家都保持良好关系。

▲10月26日，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嘉宾在第47届东盟峰会及系列会议开幕式上合影。

当然，中美之间的这场经济冲突让东盟感受到了日益加大的压力，也使得东盟维持其一贯立场变得越来越困难。我认为，现在已经到了无法仅仅依靠“等距外交”来维持中立的程度，甚至即便采用“对冲”手段也很难维持东盟的中立。我们正处于一场贸易战之中。而且这是一场真正的“混合战争”：一个日渐衰落的霸权国家正在为对抗其他国家（不仅仅是中国）的崛起而进行的抵抗行动。

特朗普加征关税是一次针对全世界、而不仅是针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其目的在于维系美国早已失去的单极霸权体系。对于美国的态度和作为，我们不可能持中立态度。因为东盟存在一些深植于《东盟宪章》以及所有成员国的政治文化之中的价值，这使东盟国家在许多问题上无法保持中立。例如，在反对霸权主义和集团政治方面，我们不可能保持中立；同样，东盟期盼一个主权受尊重、各国能沿各自文明道路实现发展权利的和平世界。

我认为现在美国已经发现自身难以通过外部手段对中国实施有效遏制。几乎可以肯定，如果美国与中国发生直接对抗，全球将出现灾难性的结果。因此，在对华“遏制”领域美国越来越多地诉诸代理冲突，正如其在对俄博弈上所采用的手段。竞争就是以这种方式展开的。

而且，就像冷战时期一样，东南亚可能再次成为代理战争的主要舞台。不过，这一次中美的较量是通过技术标准、供应链限制、贸易制裁、关税等方式进行的。因此局面会变得非常难看。

当然，在这种情况下，让“东盟置身事外”是不可能的。这一点我同意。东盟的战略需要更为精细与复杂，如果想继续保持相关性，就必须比以往更加团结一致。

观察者网：但众所周知，目前东盟有11个国家。

彭润年：更确切地说，东盟是由11个国家自愿组成的联合体。这也意味着东盟要维持这种平衡，本身就非常困难。

观察者网：那么，马来西亚在其中能发挥怎样的作用呢？

彭润年：马来西亚是今年的东盟轮值主席，马来西亚在将东盟内部合作提升到一个更高层级方面发挥了作用。马来西亚促成了首次海湾合作委员会—东盟—中国三方会议。这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组合，而且据我了解，明年还将举办这一会议。

此外，马来西亚还参与了泰国与柬埔寨之间冲突的调解与解决，可以说在调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在天津举行的上合组织会议期间，中国还邀请了来自6个东盟国家的领导人以及东盟秘书长出席。

因此，可以说，今年东盟的地位显著上升。它不再只是一个地区性组织，而是一个在同其他区域性机制互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全球性参与者。

你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多极世界正在成形，而东盟正成为其中的一个枢纽或关键参与方。现在已经出现了诸如“东盟+上合组织”这样的机制以及“东盟+金砖国家”这样的机制。你也知道，印尼是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成员国，马来西亚则是合作伙伴国。所以，今年东盟所肩负的角色比以往更为重要关键。

▲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资料图：路透社）

观察者网：近期，特朗普政府在与马来西亚和柬埔寨这两个东南亚国家签署的新贸易协定中，加入了“毒丸”条款，威胁称如果其中任何一个国家签署损害“美国根本利益”或“对美国安全构成实质性威胁”的竞争性协议，美方可据此终止协议。鉴于美国的单边霸权倾向已经非常明显，从您的角度看，未来美国会执行什么样的政策？未来马来西亚会在东盟和中美之间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马来西亚是否会尝试调和中美之间的关系？

彭润年：你提到的那份贸易协议，确实令人忧虑。坦率讲，就我个人而言，我十分困惑这样一份极度不公平的协议，究竟是如何被成功地加诸马来西亚之上的？同时我也非常担心，这份协议会对马来西亚未来的战略回旋空间、自主性乃至主权产生长期不利影响。

话虽如此，我仍认为，马来西亚的外交政策一直非常稳定，而且确实保持着高度的持续性；它对各方皆保持友好，同中国的关系也非常好。

在我看来，这份贸易协议应当被当作一个观察美国如何在东南亚推进自身议程，以及如何试图在东南亚布局以遏制中国的典型案例来加以研究。这一套协议模板不仅摆在马来西亚面前，可能已经或将会摆到其他东盟国家面前。而且我认为，世界上其他国家未来也很有可能遭遇类似情形。

说白一点，这份协议在名义上被称为“互惠条约”或“互惠贸易协定”，但这份协议里没有哪怕一点互惠的成分。美国唯一实质性的承诺，就是“不会再用更多关税来打压马来西亚”。换言之，如果马来西亚希望维持现有关税、不再进一步上调，那么马来西亚就必须做出那些让步。很显然，这种安排今后还会被拿去对其他国家复制推广。至于马来西亚政府为何决定签署这份协议，我无法代为作答。

对我个人而言，这一抉择极其令人费解。而且在我看来，这与马来西亚在世界上的定位是不相契合的。我一直相信，马来西亚完全有潜力在一个由“全球南方”引领、正在逐步成形的新世界秩序中发挥更大作用，甚至承担引领性角色。马来西亚可以成为一个枢纽与连接者，作为一个召集平台，将“全球南方”国家以及东盟、金砖等多边机制凝聚在一起。这份协议显然削弱了这种角色担当的能力。从更长远的视角看，我并不确定这件事最终会导向何处。我想，现在大家仍处在消化与理解的阶段。

但对于其他国家而言，我认为其中有一点极具警示性，那就是：美国目前所采用的手段究竟有多么强硬，又是多么赤裸而毫不掩饰，尤其是在将这类协议强加于特定国家之时。我会鼓励大家认真去读一读这份协议。我不确定是否存在任何一个非被占领国家在类似条件下签署此类文本的先例。这个文本的整体观感就好像是，你打了一场败仗，随后在枪口之下被迫签署如此协议一样。而对我们自身而言，到现在仍然看不清，究竟是怎样的压力促使我们走到了这一步。

▲特朗普和安瓦尔签署贸易协议 （图源：法新社）

观察者网：从您的感受看，您是否觉得不同阶层对这份协议有不同反应？

彭润年：不，马来西亚国内对这件事普遍感到震惊与不安。作为一个整体，这个国家的政治本能和政治文化本质上是排斥这种不平等关系的。必须强调，马来西亚是一个主权国家；这里的民众对自身的独立性与中立传统有清楚的认知，对自己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置也有明确意识，并且希望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在一个多极化、正在走出‘美国霸权时代’的新世界中，我认为马来西亚人是欢迎这种趋势的，也希望在其中扮演积极角色。

正因如此，在我看来，这项条约是面向过去的、带有倒退色彩的安排。而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它更像是一种针对特定国家实施的临走前破坏性操作。也许我说得有些过于直白，但我仍要强调：其他国家应当对类似被强加于自身的举措保持高度警惕。

观察者网：您认为这个协议会对马来西亚造成多大损害？能否给出一些数据或者例子来说明呢？

彭润年：我并不是一名研究贸易协定的专家，但我非常清楚，这类承诺一旦作出，必然产生各种后果。最基本的一点是：它们并不能传递出尊重主权的信号，不能体现对于其他国家独立性、领导力的尊重，甚至无法体现马来西亚作为“全球南方”国家的气节。这就是我对那份贸易协议的个人看法。

另外，我也想强调，无论是双边还是多边贸易协定，它从来不是孤立存在。你一旦和某个国家签了一份协议，就必然会对你此后与其他国家签署协议的空间和能力产生影响。以这份贸易协定为例，其中确实包含某种“搭便车”式条款：将来我们与第三国达成新的协定时，只要在某些领域向对方作出让步，美国就在这些特定领域自动“搭便车”，享受同等待遇。

当然，这份协议的拥护者可能会辩解：“看，我们依旧是主权国家，可以在具体个案中决定是否遵守这些条款。”但我想问的是：如果你打算事后“逐案不执行”，那么当初签下这份文件的意义何在？又是出于什么理由，要接受那些要求我们在采取某些行动之前须与对方协商的条款？

这类条款在其他贸易协定中几乎见不到。也正因为如此，这份协议的反常之处，本身就应该敲响警钟，让公众看清美国目前采用的是一种怎样的行事方式。如今的局面可以说是：完全“摘下面具、抛开规则”，既有的规矩统统被抛诸脑后。他们实际上是在冲击原本有序的国际贸易体系。

当然，你也清楚，马来西亚终究会从这一事件中恢复过来，也会继续向前发展，继续去做该做的事情，并且仍然有机会去扮演我所认为它在新兴世界秩序中应有的角色。但就我个人而言，这并不是一个令人感到自豪的时刻。

观察者网：马来西亚人民觉醒了吗？

彭润年：你很快就会看到这一点。我认为，各种迹象已经表明，外界的担忧相当广泛而且相当强烈。至于这件事，总理当然必须给出解释，而他或许也有一些我所不了解的考量和理由。

观察者网：中国现在正不断推进全球南方合作，以及区域经济发展。这次我们会议的主题也与全球南方有关。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被纳入金砖国家机制，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南亚深化落地的背景下，马来西亚未来会如何看待“全球南方”之间的合作？未来会如何在“全球南方”、“金砖国家”组织和“一带一路”体系内加深与中国合作？

彭润年：现在马来西亚把寻找替代市场、开拓非传统市场，以及通过 “去风险化”来调整供应链、销售市场和投资目的地视作优先政策。我认为，几乎所有西方世界以外的国家，都在以某种形式推进“去风险化”，以应对特朗普政府在贸易和供应链领域武断且具有破坏性的做法。也正因为如此，“一带一路”倡议、金砖集团、东盟等机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马来西亚是全球南方多边主义中的一个关键参与方。尽管国土和体量不大，但过去一直能够发挥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开创性或示范性的作用。它拥有一支高度专业、覆盖广泛的外交队伍，受到世界许多国家的信任与倚重——以一种友好且互信的方式被各国视为可靠伙伴。

因此，我认为，无论面临怎样的挑战，马来西亚都会努力维持这一角色定位。我也知道，在贸易政策方面，马来西亚一方面会继续对欧盟和美国等传统伙伴保持开放，另一方面也会积极寻求在面对上述行为时实现“去风险化”。

▲2024年9月27日，建筑工人站在马来西亚柔佛州仕年纳科技园正在建设的数据中心外。（资料图：美联社）

观察者网：您能否向我们举例说明马来西亚在这方面的努力？

彭润年：我想强调的是，你看，就连马来西亚总理本人也公开谈到过本币结算的问题。比如，马来西亚的贸易部以及主权财富基金正在积极推进中马之间以各自本币进行贸易结算。与此同时，我们的企业界也在主动寻找机会，从更广的层面来看，就是在整个“全球南方”范围内开拓新的合作与投资空间。这些努力都在持续向前推进。

我认为，另一个非常重要，确实值得特别提出的领域，是围绕数字主权开展的合作，尤其是人工智能主权。在数字主权所涵盖的所有议题之中，AI主权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倍增器”，会放大相关影响。

在这个维度上，东盟内部正在推动一系列跨成员国的合作，努力寻求在共同标准等方面达成一致。同样地，我们也已经与中国签署了相关谅解备忘录，就上述议题的联合开发展开对话与规划。

因此，这些合作机制与安排并非停留在纸面，而是已经在实际运转之中。我认为，那些希望生活在更公平世界中的国家与个人，都会自觉去巩固并拓展这些合作渠道。我认为在那个世界里，各国与各民族拥有更高的尊严与更强的主体性。现在所有的可能性都真实存在，而且马来西亚本身就是一个高度开放的经济体，依然是中国贸易与投资的重要目的地之一。

观察者网：半年前我也曾途经马来西亚。作为东盟中相对高收入的国家，虽然马来西亚的人均GDP略低于中国，但是马来西亚的城市发展水平在很多地方保持了较高水准。从您的角度看，马来西亚未来发展的关键在什么地方？需要如何做才能恢复快速增长？

彭润年：你提到的问题，确实触及了我们政策制定者的核心忧虑。自20世纪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马来西亚的经济增长轨迹就再也没有完全恢复到危机前的势头。就实际增长潜力而言，马来西亚一直未能充分释放潜能，这一点与印尼等其他东盟国家的状况相似。换句话说，尽管马来西亚发展模式整体而言相当成功，但如果从潜力角度看，本可以做得远远更好。

其中有一部分因素根植于全球经济体系结构中，与全球经济体系的运作逻辑和马来西亚在这一体系中所处的角色有关。所以在这种背景下，我完全同意也认为如果要寻找一条更高、更优的增长轨迹，那么推动经济一体化，并且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就格外关键。

我认为，马来西亚正面临一次“二次工业化”的机遇。在20世纪90年代马来西亚曾经尝试过一轮工业化。当时，我们试图走一条东亚式工业化道路，参照的是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模式，“向东看”正是那个时期的政策口号。

而现在，我认为，是时候在新的条件下再次推动类似的进程了。不过，这一次我们所面对的机会远比当年要大。中国的发展成功路径如今更加可以被直接借鉴，其经验和模式对我们来说也更加“触手可及”。

同时，在一些特定产业上，如果我们能够真正下决心推进工业转型——我这里尤其指的是广义的“电气化”，包括将我们的交通体系转向电动汽车，在整个国家推进更大规模的电气化改造等——这些目标并不难想象，而且可拆解为一系列具体可行的步骤。能源体系的转型同样在其中，这些总体上都是马来西亚做得到的事情。

但不论是技术来源、产业合作伙伴，还是配套产业链的建设，所有这些关键环节，最自然、也最重要的合作方向都会是中国。因此，对马来西亚而言，绝不能让自己在这些领域与中国脱钩断链，这一点至关重要。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我们拥有一次“第二波”的机会，是一个真正实现工业化腾飞的第二个窗口期，这是马来西亚过去始终未能在相关领域彻底完成的目标。无论是电动汽车，还是中国如今正在全力推进的各类“新质生产力”相关产业，本质上都在指向同一件事：为马来西亚提供一个通过与中国合作，真正迈向高质量生产力与高质量增长的战略机遇。

观察者网：您也知道，美国对于开发马来西亚的中重稀土矿很感兴趣，您对此怎么看？您认为中国和马来西亚未来可能就稀土问题达成合作吗？

彭润年：我认为，如果只从我们刚才一直在讨论的那份贸易协定的文本层面看，其内容确实很容易让人心生忧虑。但按照我们现任领导层的说法，各种潜在回旋和发展的空间并没有因此被彻底封死。所以，接下来就要看实际表现了。

最好的方式，就是用现实去检验他们现在的说法。正如我们的领导层宣称：“是的，我们签了这份协议，但我们依然保有主权。”那就让我们看看，在某些关键领域如何具体落实这一说法。比方说，在稀土产业上，马来西亚拥有稀土矿藏，那我们能否，以及如何在稀土产业链上游继续推进布局与发展？

同时也要记住，如今中国和马来西亚已经有若干高度技术密集型的合作项目在推进之中，比如马来西亚同中国正合作建设航天发射场。这种层级、这种深度的技术合作，并不是说想按“倒车键”就能轻易逆转的。

▲拟议中的马来西亚航天港大致位置

观察者网：所以您认为双方在火箭等相关项目上可以进一步开展合作，乃至直接加入中国的航天计划？

彭润年：没错，类似那样的合作。在所谓“航天产业”这个领域，中国和马来西亚本身就完全存在广阔的合作空间。我甚至建议，马来西亚可以主动考虑加入中国的航天计划。

你想象一下：如果中国在马来西亚建立航天发射场，那么马来西亚自然就会成为这一整体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对吧？相关技术也会在当地得到应用和落地。所以，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否定这想法。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也非常现实的合作方向。

在我看来，关键在于必须持续推动这些合作倡议，而不要因为表面的挫折或倒退就轻易气馁。也许，我对美国和马来西亚刚刚签署的那份协议所持的忧虑，甚至有些“害怕”的判断会偏于严厉。但我仍然相信，从历史大势的角度来看，马来西亚作为中国在东南亚的重要合作伙伴之一，在本地区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我真心希望，我们能够迎来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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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者网》专稿：看安华回应: 签马美贸易互惠协议， "不是投降或背叛, 更非新殖民主义"

《观察者网》专稿：

看安华回应: 签马美贸易互惠协议,

"不是投降或背叛, 更非新殖民主义"

来源：guancha.cn/internation/2025_11_14_79700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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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马来西亚《星报》当地时间11月13日报道，多名马来西亚国会议员已发表联合声明，呼吁成立皇家调查委员会审查有关马来西亚被迫参与谈判的说法，并调查马美两国为何签署的是正式协议而非谅解备忘录或框架协议。

他们还认为，如果美国行使相关争议条款，可能会限制马来西亚的主权权利，迫使马来西亚与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保持一致，从而偏离马来西亚的中立立场和东盟中心地位。❞

本文是中国《观察者网》2025-11-14 15:06刊出，由 冉召月@熊超然撰写与编辑的专稿。原标题：对华“毒丸条款”引发强烈反弹，安瓦尔回应：不是投降或背叛，更非新殖民主义。全文如下（上图和文内小标题为《人民之友》编者所加）——

马美贸易协定的"毒丸条款"遭受非议

10月下旬，美国和马来西亚达成贸易协议，多项条款引发争议。其中，一项所谓的“毒丸条款”（poison pill）被广泛解读为是美国为阻止马来西亚同中国单独签署贸易协议所设置，这引发了关于“侵犯国家主权”的批评。

《日经亚洲》11月14日也报道指出，虽然协议文本并未指明具体是哪个国家，但普遍认为目标对象就是中国。连日来，马来西亚国内反对党不断批评本国政府接受这一条款是“投降行为”，土著团结党国会议员阿兹敏·阿里（Azmin Ali）就指责，该协议“完全不具备互惠性”，“这是一种投降”，马来西亚过多地放弃了对自身经济的控制权。

对此，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日前在国会被问及该贸易协议时，曾解释称：“这不是投降，也不是背叛，更不是新形式的殖民主义。”

据马来西亚媒体透露，13日，已有一批国会议员联名要求成立皇家调查委员会，以审查马来西亚和美国此前达成的贸易协议。

 

▲第47届东盟峰会期间，特朗普与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会晤（ IC Photo）

10月26日，白宫宣布与马来西亚达成互惠贸易协定（ART）。据白宫新闻稿，除投资和关税内容外，协定第五条“经济和国家安全”内容中涉及所谓“补充行动”。

其中，第五条第一款写道，若美国对第三国采取进口限制，马来西亚在收到通知后，“应采取或维持与美国措施具有同等限制效力的措施，或同意双方均可接受的实施时间表，以解决共同的经济或国家安全关切”。

第五条第二款特别强调了有关“出口管制、制裁、投资安全及相关事项”。

其中写道：“马来西亚应与美国合作，通过现有的多边出口管制制度来监管涉及国家安全敏感技术和商品的贸易，与美国现行的所有单边出口管制保持一致，并确保其公司不会规避或破坏这些管制。”

它是美国试图阻止大马靠近中国而设

《日经亚洲》指出，“毒丸”一词源自企业的反收购策略。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地缘政治与战略学教授西蒙·埃文内特（Simon Evenett），将美国试图阻止马来西亚靠近中国的行为，比作企业抵御收购的防御措施。

他认为，这些条款相当于“忠诚度测试”，应该放在中美日益激烈的全球影响力竞争的背景下看待。

报道称，许多东南亚国家奉行“中立外交”，但美国却在试图阻止该地区国家与中国走近，而且这一条款也可能被纳入与泰国和越南的贸易协议中。

事实上，美国对于其贸易伙伴与中国的关系深化一直感到担忧，因此在以往的贸易协议中也曾寻求加入类似的条款。

2018年，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签署的《美墨加协定》（USMCA）中，就有类似的规定。报道认为，正是这一条款，阻止了加拿大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而这很可能也是加拿大和墨西哥对中国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犹豫不决的原因。

"毒丸条款"的执行力度或取决于美国

《日经亚洲》强调，中国是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东盟许多成员国都试图同时与中美两国发展关系，而任何可能激怒中方的措辞都可能破坏这种微妙的地区平衡。

与此同时，中国正寻求加强与东南亚的关系。日前，东盟和中国签署了中国—东盟自贸区3.0升级版议定书，以此巩固2024年双方7710亿美元的贸易额。此外，中国也已申请加入CPTPP，而马来西亚和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也是这一多边协定中的成员。

全球亚洲咨询公司高级顾问萨米鲁·阿里夫·奥斯曼（Samirul Ariff Othman）认为，美国的“毒丸条款”相当于一种“内置威慑”，是为防止这些国家通过新签署的对华协议进行“对冲”，但这些条款的执行力度可能取决于美国如何落实贸易协议。

“我认为，我们需要观察贸易紧张局势是否会进一步缓和，才能判断美国将如何执行与马来西亚达成的协议。”地缘政治咨询公司“Viewfinder Global Affairs”的负责人阿迪布·扎卡普利（Adib Zalkapli）说道。

"签署的条款是否有损国家主权?"争议

当地时间10月26日，白宫宣布与马来西亚达成互惠贸易协定（ART）。当时就有马来西亚的国会议员们注意到，协定中含有关“马方需配合美国制裁和单方出口管制”的条款，质疑此举措有损国家主权。

对此，马来西亚投资、贸易和工业部11月3日发布声明澄清说，该国主权“未受损害”，不受美国制裁约束。马来西亚总检察长办公室也提到，该国拥有单方面随时终止协定的权利。

英国《金融时报》当地时间11月6日又爆料称，特朗普政府在与马来西亚和柬埔寨这两个东南亚国家签署的新贸易协定中，加入了“毒丸条款”，并威胁称，如果其中任何一个国家签署损害“美国根本利益”或“对美国安全构成实质性威胁”的竞争性协议，美方可据此终止协议。

据马来西亚《星报》当地时间11月13日报道，多名马来西亚国会议员已发表联合声明，呼吁成立皇家调查委员会审查有关马来西亚被迫参与谈判的说法，并调查马美两国为何签署的是正式协议而非谅解备忘录或框架协议。

他们还认为，如果美国行使相关争议条款，可能会限制马来西亚的主权权利，迫使马来西亚与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保持一致，从而偏离马来西亚的中立立场和东盟中心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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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对话"《观网风闻》发文: 26个亿万富豪 都没拦住 : 纽约新市长掀起"新浪潮"?

"北京对话"《观网风闻》发文:

26个亿万富豪 都没拦住 : 

纽约新市长掀起"新浪潮"?

来源：user.guancha.cn/main/content?id=1545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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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马姆达尼、奥马尔、特莱布等少数族裔领导人在西方的崛起，关键正是在于他们拒绝“同化式生存”，而是坦诚直面种族与阶级议题。他们凭借“亲身经历”与移民、非裔美国人等群体建立深度联结，这种共情力成为政治号召力的核心。马姆达尼在胜选演说中特别致谢也门小商店店主、塞内加尔出租车司机等移民群体，出口民调显示，他的核心支持正是来自“长期被忽视的工人阶级与移民社区”，而这种跨界联盟正变得愈发强大。❞

本文是在中国致力于中外交流的“北京对话”智库平台2025-11-09 20:00发布到中国《观察者网》风闻社区的一篇时政评论。原标题：26个亿万富豪都没拦住：纽约新市长掀起全球左翼“新浪潮”？｜多极视角。全文如下——

 

Club提要：近日，民主社会主义者佐赫兰·马姆达尼（Zohran Mamdani）当选纽约市市长，成为撬动西方乃至全球政治讨论的关键事件。其影响已超越美国本土政治博弈，折射出西方左翼在理念、策略与影响力布局上的全新走向，也为理解当代进步主义运动提供了核心样本。

马姆达尼摒弃空洞口号，聚焦租金冻结、免费公交、儿童保育普及等核心民生议题，以“反通胀、促平等”的具体纲领凝聚选民共识。这种将政治辩论从“身份政治”拉回“饭碗问题”的转向，不仅在美国引发共鸣，更被欧洲、拉美左翼视为可借鉴的现实路径，证明以福祉为核心的社会政策能有效动员青年与工人阶级。

马姆达尼整合工会、社区志愿者与小额捐助者，通过大规模地推，实现投票率新高，其背后是移民群体与工人阶级等长期被忽视群体的跨界联合。这种突破传统党派框架的组织模式，打破了少数族裔“同化式生存”的局限，以“经济正义+文化代表性”构建起包容性政治联盟，为左翼注入新鲜的社会能量。

纽约堪称“全球资本主义灯塔”，马姆达尼胜选的象征意义正在全球漫溢，在欧洲引发左翼欢呼与右翼警惕，在拉美成为意识形态攻防的工具，更激励了非洲、穆斯林世界的少数群体。但在现实中，左翼仍面临权力边界约束、财政可行性争议与保守派舆论攻击等多重挑战，其变革主张需在体制博弈中接受检验。

马姆达尼的“纽约实验”已清晰揭示：当代西方政治将越发“以民生为锚”、“以草根为基”、“以多元为翼”，在打破固有政治正确格局的同时，也面临着理念落地与体制兼容的深层考验，而这场变革的走向也将持续影响全球政治生态。

一、“民运领袖”当上纽约市长，美国真将迎来左翼浪潮吗？

近日，佐赫兰·马姆达尼（Zohran Mamdani）在2025年纽约市市长竞选中获胜，标志着美国左翼一场深思熟虑、数据驱动且组织严密的“反叛”抵达最终高潮。这场胜利不仅改写了民主党人对城市权力的认知，更在全球进步人士群体中引发了对城市治理边界的重新思考。

这位34岁的“民主社会主义者”，凭借一套具体且聚焦的政策承诺踏上竞选之路：冻结公寓租金、扩大儿童保育服务、推行城市公交免费政策、设立公有杂货店，以及向极高收入群体征税。

为将这些纲领转化为选票，他整合工会、社区志愿者与庞大的小额捐助者群体，构建起坚实的支持网络。竞选团队展开规模浩大的实地动员，敲开数百万户家庭的大门——这套“历史性规模”的地推工作获媒体广泛关注。这样的努力换来了丰厚回报：他在布鲁克林、皇后区等核心区域斩获压倒性多数票，更推动投票率创下1969年以来的新高——超过两百万纽约人参与投票。

草根动员、1199SEIU等工会支持，再加上伯尼·桑德斯、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等进步派名人背书，与政策纲领形成合力。最终，马姆达尼以51%的得票率胜出，击败前州长安德鲁·科莫（Andrew Cuomo），成为纽约市首位穆斯林市长及数十年来最年轻的领导人。

即便在美国左翼阵营中，马姆达尼的政策主张与政治风格也颇具突破性。他摒弃象征性姿态，聚焦价格管控与反通胀：冻结租金、由市政府运营杂货店平抑食品价格，还计划向收入最高1%人群及企业加税，为普及儿童保育服务筹资。他借鉴了特朗普式的竞选风格，表现得更像运动领袖而非技术官僚。他将胜利视为结构性变革的授权，曾向支持者宣告“未来掌握在我们手中”，强调市政府应主动作为而非被动管理。这种务实与激昂兼具的风格，精准吸引了受通胀压迫、对老牌政客失望的选民。

这场地方选举也因上述特质获得全国关注，成为进步民粹主义与建制派治理模式的试金石。不过，预判马姆达尼的施政前景，需先厘清纽约市长的权力边界。

根据纽约市宪章，市长拥有巨大实权：提出每年1000亿至1300亿美元的市政预算、任命各局负责人、掌控数十个机构运作，还能任命决定租金涨幅的租金指导委员会成员——这些正是他誓言要动用的关键杠杆。此外，市长还拥有法案否决权和紧急处置权。然而，马姆达尼也面临多重掣肘：纽约州政府保留地方自治审批权，可否决城市立法；州长与州议会掌控税收权力，能限制政策推行；市议会的人事确认权、法律诉讼及法院裁决，都可能削弱行政主动权。简言之，新市长可调整行政优先级和预算分配，但增税、全州性监管改革等重大变革，必须与州政府、市议会或选民达成共识。

随着中期选举临近，马姆达尼的胜选在美国两党内部引发截然不同的反应，民主党内部的态度尤为复杂。全国党组织及建制派表面表示赞扬，称其印证了“可负担性”（affordability）议题的号召力，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更将其视为“聚焦民生即可获胜”的范例。但温和派及党内元老却公开与他保持距离，不认可其过往部分激进言论。进步派核心则盛赞其变革意义，视之为提升投票率的典范；建制派媒体和评论家则呼吁谨慎，警告他可能成为民主党在郊区选区的“负资产”，并成为共和党2026年选举的攻击靶心。纽约市内的反应同样分化：部分犹太社区领袖心存顾虑，工会领袖与租户倡导者却欢呼雀跃。

无论如何，民主党内正经历类似特朗普10年前“异军突起”时共和党面临的冲击，党内核心仍保守且分化。在后续选举中，民主党人会有意识地借鉴马姆达尼的民生议题设置和组织经验，但会在意识形态和叙事策略上与之保持距离。换言之，媒体此前炒作的“左翼风暴”尚未真正掀起，而共和党及保守派媒体则更敢于发起直接攻击：他们将马姆达尼塑造成攻击模板，刻意渲染其“激进、财政鲁莽且存在文化风险”的形象，借此继续将民主党描绘成“偏离主流”的政党。可预见的是，两党围绕这一叙事的博弈将成为2026年中期选举的重要工具，用以争夺中间选民。

马姆达尼的胜选显然具有巨大象征意义，但能否带来实质性改变，取决于未来12个月的治理考验：他究竟会以现有约束下的务实再分配者身份执政，还是坚持做寻求通过法律和预算杠杆实现结构性目标的运动型市长？无论选择哪条路径，他与州政府官员、商业团体和联邦机构的摩擦都已注定。首阶段考验将出现在明年初的预算季，以及任何试图实施租金冻结的法律斗争中。这些关键节点，也将衡量马姆达尼的胜利究竟是一个短暂的选举转折点，还是一场具有全国性反响的城市治理实验。

 

▲ 今年7月，马姆达尼曾在华盛顿与民主党议员举行了一场私人会议，分享了他意外获胜的竞选策略和经验教训。与会者（多为党内左翼人士，包括组织该活动的众议员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尔特斯）赞扬了马姆达尼专注于生活成本痛点的经济信息、“生动自然”的有效沟通策略以及在数字媒体和基层组织方面的成功经验。在民主党寻找 2026 年中期选举获胜策略之际，许多人认为马姆达尼的案例证明，应将重点放在民生经济议题上，而非文化战争议题。（图源：Politco）

二、一场胜选，两种解读：欧洲中间派找到新出路？

在欧洲观察家看来，马姆达尼的胜选背后代表着新一轮意识形态博弈。纽约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的灯塔”，其政治动向向来具有世界性辐射力。

欧洲进步力量对这场胜利满怀热忱，马姆达尼提出的冻结租金、推行免费公交、普及儿童保育及向百万富翁加税等竞选纲领，让他们看到：大胆的社会导向型政策完全能有效动员青年与工人阶级选民。

欧洲左翼政党的反应尤为热烈，纷纷将马姆达尼的胜果与本土“反法西斯主义”、抵制保守主义的斗争相联系。德国左翼党（Die Linke）议员Nicole Gohlke直言，这一结果证明“以团结为核心的社会理念，即便在资本主义心脏地带也能成功”；英国绿党领袖Zack Polanski则感慨这是“希望战胜仇恨”的明证，“马姆达尼关于解决全球不平等的主张在世界各处都能引发共鸣”。

法国极左翼的态度更显激进，“不屈法国”（France Insoumise）政党成员明确表示，马姆达尼的胜利印证了：唯有采取毫不妥协的“决裂”姿态、彻底打破现状，才能击败极右翼势力。法国绿党领袖Marine Tondelier也坦言，这场胜利“是难以置信的希望源泉，给左翼阵营注入了强大动力”，被法国左翼人士盛赞为一股“希望之风”。

南欧国家的左翼力量，则将马姆达尼视为可直接借鉴的典范。西班牙前首相、社会民主党人萨帕特罗（José Luis Rodríguez Zapatero）公开呼吁“选出更多像纽约市长这样的领导者”，称赞其竞选“兼具进步性与感召力”；西班牙“我们能”党（Podemos）领导人对这位移民出身、穆斯林身份的社会主义者尤为推崇，认为他“为争取体面住房、推动公共服务去私有化而奋斗”的姿态，预示着“一个强大且勇敢的左翼”足以阻挡右翼浪潮。意大利民主党领袖Elly Schlein也对其“反对高生活成本的鲜明立场”，以及“动员十万名志愿者对抗不平等”的行动力赞不绝口。

即便欧洲立场温和的中左翼群体，也承认这场胜利的重要意义，至少是对特朗普“倒行逆施”的有力抗争。比利时社会党领袖Paul Magnette将马姆达尼视为抵抗特朗普议程的“象征人物”，肯定其对“社会正义、可负担住房与普及儿童保育”的聚焦。《南德意志报》更评论称，马姆达尼的崛起具有全球性意义，是“对特朗普所代表的不公的直接回应”，为欧洲的变革诉求点燃了希望。

除理念认同外，欧洲进步力量更从马姆达尼的胜选中提炼出关键战术经验：将政治辩论焦点从身份议题，转移到最基础的生活成本问题——即“饭碗问题”上。同时，依托强大的草根组织、善用社交媒体提升亲和力，并与年轻、多元文化背景的选民群体建立有效沟通，以此大幅提升投票率。

与左翼的欢呼形成鲜明对比，欧洲右翼领导人和保守派媒体对马姆达尼的胜利充满警惕与质疑，批评主要集中在文化认同与财政风险两大维度。文化层面，欧洲极右翼与保守派政客刻意放大马姆达尼的穆斯林背景和社会主义身份，借此渲染文化焦虑与安全恐慌。

法国国民联盟（Rassemblement National）领袖巴德拉（Jordan Bardella）公开嘲讽马姆达尼，暗示其“首先是穆斯林，其次才是社会主义者”的自我定位，正是“大替代”（Grand Remplacement）移民议程的具体体现；另一位右翼领袖泽穆尔（Eric Zemmour）更警告，法国或许很快会在巴黎迎来自己的马姆达尼。意大利右翼联盟领袖Matteo Salvini在社交媒体上言辞激烈，给马姆达尼贴上“纽约首位伊斯兰市长”“社会主义者、亲巴勒斯坦、支持性别平权”等标签，直言这并非进步，而是西方世界“文化投降”的表现；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所属政党的议员Licia Ronzulli则嘲讽马姆达尼只会许诺福利，毫无预算管理意识。

西班牙保守派人民党（PP）发言人Carlos Díaz-Pache的批评更为直接，称马姆达尼“立场公然左倾，违背了让美国走向强大的核心价值观”。政策层面，保守派媒体普遍将免费公共交通、租金冻结等举措斥为“乌托邦式幻想”，甚至扣上“共产主义激进主张”的帽子，认为其完全不具备可行性。他们还强调，纽约的情况是“城市特有的个案”，其政治逻辑难以适用于以国家层面政治为主导的欧洲，不会对欧洲选民产生实质影响。

尽管意识形态对立尖锐，但欧洲各界对马姆达尼胜利的持续关注，本质上源于纽约的全球地位及其面临问题的普遍性。众多分析指出，纽约遭遇的住房成本高企、社会不平等加剧、通胀压力攀升等困境，与欧洲各大都市现状高度契合，“德国民众对高租金、高物价的抱怨，与纽约市民的诉求如出一辙”。

也有分析将马姆达尼同伦敦市长萨迪克·汗（Sadiq Khan）做类比：两人同为左倾穆斯林，领导着全球主要城市，且都是伊斯兰恐惧症（Islamophobia）的攻击目标及特朗普等保守派人物的批评对象；在以色列-哈马斯战争期间，两人都努力与犹太社区建立联系。但二者政治背景存在显著差异：55岁的汗是更偏向体制内的中左翼政治家，成长于公屋，曾任职议会，出身巴基斯坦裔移民工薪家庭；34岁的马姆达尼则是民主社会主义“局外人”，出身更优越（父亲是人类学家，母亲是电影制作人），其胜利由草根、青年驱动的竞选活动推动。

此外，尽管两位市长管理的城市都面临犯罪率与高生活成本的担忧，但权力范围不同：纽约市长权力远大于伦敦市长，后者需与该市32个行政区共享权力。伦敦市长汗的成功连任对马姆达尼亦有启示：汗的多次胜选证明，在大型国际都市中，进步、多元文化的愿景能战胜本土主义和分裂言论；坚持大胆政策（如伦敦超低排放区）即便引发争议，也能赢得选民支持。但汗虽连任成功，仍未能完全实现住房建设等雄心勃勃的目标。

因此，欧洲各界普遍承认，马姆达尼的胜利象征意义远大于政策借鉴价值。对左翼而言，他们期待这一胜利能为遭遇保守主义逆流的本土力量“注入动力”；对右翼来说，他们刻意将其描绘成“无法复制的城市特例”，借此向选民警示“引入社会主义的风险”。归根结底，欧洲对马姆达尼的高度关注，折射出全球政治中不平等、民生困境与进步民粹主义三大议题的深度交织，其“纽约实验”也将持续影响欧洲政治风向。

 

▲European Policy Centre评论文章指出，马姆达尼的胜选为欧洲提供了两大重要启示：第一，“可负担性”已成为决定选举胜败的核心政治议题，马姆达尼专注于租金冻结、免费公交和市政杂货店等民生议程，直接回应了西方民主国家普遍存在的住房危机、通货膨胀和不平等问题；这证明了通过直接解决经济困境，可以成功动员年轻选民，避免他们转向极右翼寻求解决方案。第二，“中间政治地带”持续失势，马姆达尼的胜利（以及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德国左翼党、法国不屈服的法国等左翼力量的崛起）表明欧洲的政治重组不仅由极右翼驱动，也由日益增长的极左翼推动；这迫使中间党派必须选择与“极端”政党结盟才能执政，因此，对于欧洲的所谓“亲民主”力量而言，为政治生存计，解决可负担性问题已是当务之急，而在这一斗争中，主张财富再分配的极左翼民主力量可能比极右翼更值得成为盟友。（图源：Le Monde）

三、美国的地方选举，如何掀起拉美政治大辩论？

在美国本土外，拉美或许是对马姆达尼胜选反响最强烈的地区。相关新闻持续占据各大媒体头版与社论版面，总统、政党领袖及媒体机构纷纷发声。要知道，他们平日极少持续关注格兰德河以北的地方选举。

核心原因在于纽约的特殊地位：它是全球金融、移民与多元文化的标杆，更是数百万拉丁美洲侨民的聚居地。对该地区政治阶层而言，这位35岁、拥有乌干达-印度血统的穆斯林民主社会主义者胜选，极具象征意义，直接触及西半球经济核心区中多样性、社会不平等及进步治理可行性的深层辩论。

拉丁美洲左翼是反应最迅速且热烈的群体，他们一致将马姆达尼的胜利，视为“包容性、再分配导向理念即便在资本主义核心地带也能成功”的有力证明。官方层面迅速给予肯定并进行类比。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Gustavo Petro）称其为“全球进步政治复兴的信号”，并将马姆达尼的施政纲领与自己过去提出的“人性化波哥大”（Bogotá Humana）倡议相关联；委内瑞拉官方媒体拉美通讯社（TeleSUR）盛赞其民生政策是“八十年来应对生活成本危机最具雄心的方案”。墨西哥总统申鲍姆（Claudia Sheinbaum）作为首批回应者，称结果“极具启发意义”，强调“各民族有权选择自身发展道路”。这种克制态度，源于纽约拥有墨西哥本土外最大的侨民社区。

左翼媒体的庆祝更显狂热，深度阐释胜选的象征意义。巴西新闻网站Brasil247以《世界本应如此》为标题推出专栏，盛赞马姆达尼证明“共情政治可在新自由主义堡垒胜出”，并聚焦其“穆斯林、社会主义者、移民”的多元身份及反伊斯兰恐惧症的立场。阿根廷Página12则将胜选定性为“对精英阶层的挑战”与“社区力量的胜利”。在左翼语境中，马姆达尼治理下的纽约，已然成为拉丁美洲进步派心中“多元包容、对抗右翼民族主义”的理想城市隐喻。

不过，左翼内部也存在审慎质疑，为欢呼注入理性。阿根廷《拉丁美洲摘要》（Resumen Latinoamericano）等媒体指出，马姆达尼的言论虽鼓舞人心，但受结构性约束。墨西哥历史学家Christian Nader更直言，美国民主党常塑造“有魅力的多元身份象征人物”，却难以触及深层权力变革。其他派别则警示政策可行性：民生承诺依赖脆弱的市政财政及复杂的层级博弈。布宜诺斯艾利斯、圣地亚哥的评论员以拉丁美洲先例提醒，不少左翼市长因紧缩政策、官僚束缚或资本外逃而难以兑现承诺。他们的结论是“警惕而非犬儒”：胜选揭示了可能性，但公平的落地远比投票支持更艰难。

拉丁美洲保守派将胜选视为“警示故事”，反弹强烈。阿根廷总统米莱（JavierMilei）阵营的评论员在社交网络大肆嘲讽，将马姆达尼贴上“承诺免费福利的共产主义者”标签，甚至恶意关联伊斯兰极端主义；极右翼网站Bardeo称选举是“左翼逐梦、右翼忧亡的镜像”。智利、巴西保守派聚焦经济风险：智利议员嘲讽马姆达尼是“加强版智利总统博里奇”，并借此抨击本国福利政策；巴西媒体Gazetado Povo警告其增税计划可能引发“世界金融之都的资本外逃”。

在两极之间，中间派声音相对较少。这场“美国选举”则被迅速工具化于本土政治斗争：智利、阿根廷将其用作党派攻防的武器；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则将其纳入“意识形态亲缘”叙事。各国都在从自身政治焦虑出发，试图掌控解读这一选举结果的话语权。这种差异清晰勾勒出区域政治版图：中左翼执政的哥伦比亚、墨西哥、委内瑞拉以庆祝为主；巴西态度分化；保守派执政的阿根廷、智利则将其用作攻击本土左翼的工具。

那么，马姆达尼掀起的新一轮意识形态辩论，能否改变拉丁美洲的政治轨迹？首先，象征意义不可忽视。拉美的进步派评论员，均将其视为“城市进步浪潮”的一部分——大型多元城市以包容性政策对抗国家层面的保守主义。他们指出，伦敦市长萨迪克・汗、圣地亚哥市长Irací Hassler等进步派市长已形成实践网络，马姆达尼的加入放大了“城市作为社会民主实验场”的理念。但总体来看，直接影响有限。该地区选举更多受制于通胀、犯罪、腐败等本土问题，而非对远隔千里的市长的意识形态认同。

本质上，拉丁美洲的高度关注更折射出自身发展模式的困境，也凸显出美式资本主义对该地区仍保有巨大的“灯塔效应”——当一位社会主义者在此胜选，彻底动摇了对“资本主义”的固有认知。在这个厌倦不平等却警惕剧变的地区，马姆达尼的崛起体现了21世纪拉美左翼的梦想：包容与再分配需在复杂的城市治理中验证，而非停留在宣言层面。

显然，拉丁美洲将持续关注纽约市长的“治理试验”。他们不再期待从海外获得救赎，但仍能从中听到自身那场“关于希望、恐惧与更公平城市生活承诺”的未竟之战的回响。

 

▲ Brasil247最新评论文章认为，马姆达尼所代表的租金冻结、公共交通零票价和市政补贴托儿所/市场等收入再分配政策，预示着一种新的国际进步主义旗帜正在升起，并为巴西总统卢拉和劳工党（PT）在 2026 年的议程提供了参考。这种“新议程”的实现，核心在于必须打破以“通胀是货币现象”为基础的正统货币体系，转而采用马姆达尼等左翼民主党人支持的“现代货币理论”（MMT）。MMT 主张主权国家发行自己的货币，在不借外币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无限制的货币发行来维持低利率，为社会投资提供资金，从而使税收系统转变为监管工具而非收入来源。文章进一步指出，MMT 代表了工人阶级反抗新自由主义货币正统、摆脱薪资陷阱的“新版阶级斗争”，并指出中国等国的成功正是得益于这种与投机投资者脱钩的低利率和国家主导的经济组织模式；马姆达尼的胜利也标志着美国新秩序的崛起，为巴西等受“殖民食利主义”剥削的边缘国家指明了通过放弃失败的货币理论来实现经济解放的道路。（图源：巴西劳工党领袖Lindbergh Farias在X上关于马姆达尼胜选的评论。）

四、少数群体联盟的全球回响：超越身份政治正确，重回真实议题导向

在马姆达尼的整个政治生涯中，关于其穆斯林信仰和少数族裔身份的讨论从未断绝。因此，他的胜选也给非洲大陆、穆斯林世界以及全球移民群体带来了巨大激励。

在非洲，马姆达尼的成功再次被诠释为“移民胜利”与“另类美国梦”的生动注脚。其故土乌干达的反响尤为强烈。坎帕拉《每日监测报》（Daily Monitor）对此连续报道：一个“印裔乌干达家庭的儿子”能登上如此高位，所有乌干达人“理应感到振奋”，更将这场胜利视为“给对政治疏离的非洲青年上的一堂公民课”。媒体纷纷热议，这一成就极大鼓舞了年轻一代——它证明非洲人在海外同样能突破局限、取得卓越成功，也再次印证了“美国是勇敢者的机遇之地”。

对美国境内的非洲移民及散居群体而言，这场胜利更带来了强烈的集体赋权感。马姆达尼与索马里裔美国人Ilhan Omar等政治人物的崛起，标志着民主党内“新工人阶级移民政治”的兴起。数百万非洲裔移民与非裔美国人从这些领导人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们亲身经历过债务重压、社会不公与移民困境，更能共情底层诉求。

马姆达尼的成长轨迹更成为榜样力量的绝佳诠释。他在乌干达的导师们自豪地回忆，这位曾在坎帕拉报社实习的年轻人，正是通过深耕住房与劳工权益等草根领域，一步步走向纽约市长的职位。与乌干达本土自上而下的政治生态不同，他的崛起证明了“基层实干能铸就榜样力量”。更多媒体则借题发挥：美国人能选出马姆达尼这样的政治新人，许多非洲国家却因固化的政治壁垒，让变革举步维艰。

许多穆斯林主流媒体也将这场胜利奉为历史性突破。半岛电视台阿拉伯语频道特别强调，这位“公开支持巴勒斯坦的穆斯林”以压倒性优势胜选，是对整个伊斯兰世界的鼓舞。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评价，这一结果是“对伊斯兰恐惧症和反巴勒斯坦种族主义的历史性驳斥”；穆斯林裔美国国会议员Rashida Tlaib等纷纷表态，称其胜利是对“反穆斯林仇恨的有力回击”。

马姆达尼的崛起的确打破了长期存在的刻板印象。他的案例颠覆了“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的陈旧叙事——既不刻意标榜世俗化，也不依附神权标签，这种多元身份让那些曾诽谤他为“圣战分子”的美国反对者不攻自破。穆斯林世界普遍注意到，马姆达尼加入了伦敦市长萨迪克・汗等“西方国家穆斯林领导人”的行列，期待他们能切实推动反伊斯兰恐惧症与社会平等议题。

争议同样如影随形。马姆达尼对以色列政策的尖锐批评，引发了强烈反弹。一位以色列极右翼部长宣称这场胜利是“反犹太主义战胜常识”，甚至呼吁纽约犹太人移民以色列。此外，部分与以色列或印度教民族主义结盟的群体——尤其是印裔美国人中的一些印度教团体，对马姆达尼过往言论表达了强烈质疑与不满。

超越区域视角，马姆达尼的胜选更凸显了一个核心趋势：新的种族与宗教力量正重塑西方政治格局，少数族裔正以自身逻辑改写游戏规则。他的当选本身就是对传统党派界限的颠覆。纽约人选择了一位“棕色皮肤、穆斯林身份、移民背景的千禧一代”，其施政纲领将进步主义经济主张与公开支持巴勒斯坦的立场相结合，这种组合彻底打破了西方政坛的固有框架。结果也很明确，纽约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从未出现过如此强劲的“选票浪潮”，马姆达尼以“希望”为核心的竞选口号，完胜“恐惧、压迫与仇恨的政治”。

 

▲马姆达尼与乌干达渊源深厚，他1991年出生于乌干达坎帕拉，父亲是曾在乌干达顶尖高校任教的知名学者，虽童年离开乌干达但定期返回，2025年7月还在乌干达举办婚礼，且虽不精通当地卢干达语却能理解并珍视本土背景，2007年他还曾在父亲安排下以实习生身份在乌干达《每日监测报》工作，当时的导师们对其年少时的好奇心与志向印象深刻。2025年11月他当选纽约市裔市长后，乌干达各界反应积极，曾指导他的媒体人士为其雄心所激励，认为他是乌干达乃至非洲年轻人的榜样，乌干达民众也为本土相关人才在国际舞台的成就感到自豪。然而，大量分析也感慨其成功“体现了美国的机遇”，同时指出这种路径在乌干达难以复制。（图源：Sunday Times -South Africa)

马姆达尼、奥马尔、特莱布等少数族裔领导人在西方崛起的关键

如今，马姆达尼、奥马尔、特莱布等少数族裔领导人在西方的崛起，关键正是在于他们拒绝“同化式生存”，而是坦诚直面种族与阶级议题。他们凭借“亲身经历”与移民、非裔美国人等群体建立深度联结，这种共情力成为政治号召力的核心。马姆达尼在胜选演说中特别致谢也门小商店店主、塞内加尔出租车司机等移民群体，出口民调显示，他的核心支持正是来自“长期被忽视的工人阶级与移民社区”，而这种跨界联盟正变得愈发强大。

超越象征意义和现实制约，在两极分化的西方政治中，马姆达尼的胜选虽未带来“左翼复兴”，但至少表明少数族群正以全新方式“入局”：他们不再依附传统政党框架，而是超越身份政治和“政治正确”，以“经济正义+文化代表性”为核心，构建起以实质议题为导向的新型政治联盟。

■ 北京对话 Beijing Club

参考资料：

[1] 21News, Paul Magnette salue la victoire de Zohran Mamdani à New York, 21News

[2] Aftonbladet, Segeryra på Zohran Mamdanis valvaka • Aftonbladet på plats, Aftonbladet

[3] Al Jazeera, Mamdani’s victory marks the rise of a new American Left, Al Jazeera, 2025-06-25

[4] Al Jazeera, فوز ممداني وانقلاب ناعم في أميركا, Al Jazeera, 2025-11-09

[5] Al Jazeera, ممداني يعلن فوزه بمنصب عمدة نيويورك ويتحدى ترامب, Al Jazeera, 2025-11-05

[6] Anadolu Ajansı, German left celebrates, far-right AfD slams Mamdani's New York win, Anadolu Ajansı (aa.com.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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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mdani "The Socialist Shockwave" The New Face of the Democrats: What Mamdani’s Victory Means for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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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w Face of the Democrats: W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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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Morgan (An Editor of guancha.cn)

Source：guancha.cn/morgan/2025_11_06_795982_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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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wave of euphoria swept through progressive circles as Zohran Mamdani, a 34-year-old democratic socialist, clinched a stunning victory over former Governor Andrew Cuomo in New York City’s mayoral race. Mamdani’s grassroots campaign energized young voters who had long seen the Democrats as “stale and tired,” with the turnout highest among 25–35 year-olds – a sign of youthful enthusiasm powering his win. Backed by prominent left-wing figures like Senator Bernie Sanders and Rep. Alexandria Ocasio-Cortez (AOC), the young assemblyman’s insurgent run toppled a party elder in what many are calling a “socialist shockwave” that handed power to the Democrats’ far-left flank. His victory, celebrated by supporters as a mandate for bold change, not only makes Mamdani the first millennial mayor of America’s largest city – it also signals a broader changing of the guard within the Democratic Party.

▲Mamdani won the New York City mayoral election by a landslide, with Cuomo, who was endorsed by Trump and Musk, coming in second.

Mamdani’s platform – from rent freezes and free public transit to city-run grocery stores and childcare – and his status as the first Muslim and South Asian mayor of NYC, imbued the race with a historic, celebratory vibe. Crowds at his rallies were electrified by his calls to make the city more affordable and just, with AOC herself exhorting young New Yorkers that “there has been a day before [Trump’s] presidency, and there will be a day after. And it belongs to us.” Such scenes of jubilant, youthful supporters embracing a democratic socialist agenda would have been unthinkable in the city’s establishment politics a few years ago. Yet in 2025, Mamdani’s win over a well-known centrist like Cuomo – a scion of one of New York’s storied political families – has given the left wing of the party a moment to rejoice and claim momentum for a new generation.

A Blow to Trumpism

Mamdani’s victory is also a strategic setback for Trumpism. Donald Trump, though constitutionally barred from running again in 2028, has openly flirted with the idea of defying norms and attempting a return to power. To do so, he needs a Democratic Party perceived as disorganized, out of touch, and riddled with infighting. Mamdani’s win disrupts that narrative. His campaign showed that bold progressive ideas can mobilize voters at scale, particularly in working-class, immigrant, and youth-heavy constituencies often ignored by both parties.

Trump personally endorsed Andrew Cuomo in a last-ditch effort to block Mamdani, even urging Republican Curtis Sliwa to drop out. Leading Republican donors and conservative figures, including Elon Musk, threw their support behind Cuomo, hoping that a centrist Democrat would be easier to beat or control than a socialist insurgent. Their gamble failed. Mamdani not only overcame this bipartisan blockade, but he also revealed cracks in the narrative that socialism is unelectable.

The implications go beyond New York. Mamdani’s success offers a playbook for a revitalized Democratic Party: mobilize the disaffected, speak clearly about class, and build coalitions of the left-out. If this model is replicated in other cities and states, it could complicate the GOP’s 2026 midterm election strategy. A reinvigorated Democratic base, energized by younger socialist candidates, may erode Trump’s appeal among swing voters and fracture his coalition.

This fracture poses multiple threats. First, younger working-class voters who might have drifted toward right-wing populism in the past—out of disillusionment or economic desperation—are now seeing credible alternatives on the left. Second, Mamdani’s win gives oxygen to the Democratic Socialist movement, attracting not only grassroots organizers but also independent and moderate voters looking for integrity and clarity in leadership. Third, it pressures the GOP to defend suburban and urban districts it had hoped to flip, especially in states like Pennsylvania, Arizona, and Georgia, where rising costs of living are making leftist economic populism more attractive.

If Mamdani’s win inspires similar candidates to run—and win—in battleground states, the GOP may find its base pulled in two directions: one toward Trump-style grievance politics, the other toward policy-driven working-class appeals. The unity that helped Trump return to office in 2024 could splinter under the weight of this emerging counter-movement. With Republican donors already divided over the direction of the party, Mamdani’s victory raises the spectre of a 2026 cycle where GOP messaging falters in the face of a rejuvenated, class-conscious, youth-led Democratic insurgency.

The 2026 midterms are particularly critical for Trumpism because control of Congress—both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and the Senate—will determine the legislative environment for the second half of Trump’s term. If Democrats regain control of either chamber, they will have the power to stall or block Trump’s agenda. A Democratic House could launch investigations, hold hearings, and restrict funding for key policies. A Democratic Senate could block judicial appointments and cabinet nominations, effectively paralyzing Trump’s governance. The more seats Republicans lose, the more fragile Trump’s legislative coalition becomes. Mamdani’s victory signals a rising tide of progressive momentum that could help tip competitive districts, making the 2026 election less a referendum on Trump’s leadership and more a contest between competing futures: one rooted in populist grievance, the other in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ld Guard vs. New Guard: Democrats’ Internal Struggle

Mamdani’s upset did more than install a new mayor – it laid bare the “deep Democratic Party divide” that his battle with Cuomo came to symbolize. In almost cartoonishly stark terms, their clash pitted the party’s old guard versus its rising left wing, or as Cuomo himself put it, a “quiet civil war” raging among Democrats. On one side stand the moderates and traditional power-brokers – exemplified by 67-year-old Cuomo – and on the other, insurgent socialists like Mamdani, 34, who represent a younger, more radical cohort. It is a divide both ideological and generational: many older Democrats view figures like Mamdani (and by extension leaders like AOC) as too radical and untested, carrying “too much ideological baggage,” while younger progressives see establishment veterans like Cuomo as the embodiment of an exhausted, morally compromised centrism that can’t effectively beat the Republican right. “That is not my father’s Democratic Party. It’s not Bill Clinton’s Democratic Party. It’s not Barack Obama’s Democratic Party,” Cuomo lamented recently, bemoaning the party’s leftward lurch. “This is a socialist party. It would be the death of the Democratic Party” if unchecked.

▲ Mamdani and AOC

Indeed, Cuomo has warned that the Democratic Party is “imploding under the weight of its own divisions,” with a civil war between moderates and socialists threatening to tear it apart. From his perspective, party leaders have “lost their identity” and spend more time banking on Trump “making a mistake” than offering a bold vision for the future. This intraparty struggle was on full display in the NYC race: after Mamdani surged to the Democratic nomination, much of the party establishment kept him at arm’s length. Notably, Senate Majority Leader Chuck Schumer – de facto leader of the old guard – pointedly declined to endorse the Democratic nominee, Mamdani. (Schumer’s hesitation likely stemmed from Mamdani’s unabashedly left-wing stances, such as his fierce criticism of Israel’s policies – positions that made many centrist Democrats uneasy.) Meanwhile, prominent progressives like AOC rallied behind Mamdani, solidifying the sense that the Democratic Party’s youth wing was in open rebellion against its elders.

National Implications and the Road Ahead

This generational tug-of-war comes on the heels of a sobering defeat for Democrats at the national level. In 2024, Americans witnessed a presidential contest between two octogenarian candidates – and the Democrat lost. President Donald Trump won a second term in 2024, as Democratic voters ultimately rejected the status quo represented by another elderly nominee. The election was widely seen as an age problem for the party: even some loyal Democrats cringed as Joe Biden’s debate stumbles reinforced perceptions that the party’s leadership was too old and out of touch.

In the aftermath, a Democratic identity crisis has been brewing. Many in the base aren’t defecting to Republicans; rather, they’re holding out for fresh leadership and a compelling vision that speaks to their needs. Against this backdrop, the rise of young progressive stars is giving some Democrats new hope. For Democrats, there are reasons to feel optimistic about the future. Leaders like Mamdani and AOC are proving that bold left-wing ideas can energize voters.

The split in New York offers a microcosm of what’s happening nationally. Just as Mamdani’s campaign argued that Cuomo’s brand of centrist politics was incapable of defeating Trumpism, many activists nationwide believe the Democratic Party must chart a bold new course to inspire voters and counter the right’s appeal. Younger leaders with big ideas – like AOC at 36 – are seen as better suited to take on Trump-era Republican tactics.

There are signs that this transition is already underway. Across the country, a wave of retirements by aging Democratic lawmakers is creating openings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Progressive newcomers are winning races in diverse corners of America, often inspired by the same frustrations and ideals that propelled Mamdani. Alexandria Ocasio-Cortez and her cohort are poised to champion the Democratic Party’s future if they can harness the grassroots energy on display in New York. At Mamdani’s victory rally, AOC’s rallying cry that the post-Trump era “belongs to us” was more than celebratory rhetoric. It was a pointed message that the torch is being passed.

Can Socialist Governance Work in New York?

If the Democrats are to find their way out of the wilderness, it may well be on the path blazed by these younger leaders who refuse to wait their turn. The stage is set for a profound generational changing of the guard – one that could redefine the Democratic Party in the years to come.

If Mamdani’s rise represents a generational shift, his next challenge will be turning youthful energy into effective governance. The “honeymoon period” of enthusiasm will soon give way to scrutiny — from the very voters who put him in power. New York, a city defined by both its restless young and its entrenched wealthy, will be watching closely to see whether his socialist agenda can deliver real change without undermining the city’s economic vitality. His success or failure will not only shape the city’s future but will test whether progressive governance can truly work in America’s great urban centres.

At the national level, the political atmosphere is also shifting. As Donald Trump said in his post-election remarks, “Americans now face a choice — between truth and common sense.” But Mamdani’s victory has already rewritten that choice. Socialism is no longer a negative word in America — it’s part of the national conversation. The voters of New York didn’t just elect a mayor; they expanded the boundaries of what American politics can imagine.

Though constitutionally ineligible to run for president because he was born in Uganda, Mamdani’s ideas and momentum could yet shape the Democratic Party’s national direction — and influence the next generation of leaders who will carry his movement forward.

▲ Mamdani delivers a speech after winning the election.

On election night, standing before a roaring crowd in Queens, Mamdani turned his focus squarely toward Trumpism and the forces that opposed him. “Hold Trumpist landlords to account. Hold billionaires to account. Stand with unions and expand labour protections,” he declared. “When working people have ironclad rights, the bosses who seek to exploit them grow small. New York will remain a city of immigrants, built by immigrants, powered by immigrants — and as of tonight, led by an immigrant.”

Then, in what many are already calling the defining moment of his speech, he smiled, paused, and added:

“Yes, I am young. I am Muslim. I am a democratic socialist. And most damning of all — I refuse to apologize for any of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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