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泉安《星洲网》专栏评论 :
大马已陷入无声的司法危机
❝司法界发生连串悄然无声的大变动，至少有5大事件正震撼和危及司法独立，杀伤力比起1988年司法宪政危机（1987年巫统党争为始、前最高法院院长敦沙烈及两名最高法院大法官被革职为止），有过之无不及。❞
本文是时评人黄泉安2025-06-28 07:10发表于《星洲日报》/《星洲网》的专栏评论。原标题：大马已陷入无声的司法危机。全文如下（上图为《人民之友》编者所加）——
司法界发生连串悄然无声的大变动，至少有5大事件正震撼和危及司法独立，杀伤力比起1988年司法宪政危机（1987年巫统党争为始、前最高法院院长敦沙烈及两名最高法院大法官被革职为止），有过之无不及。
论及这轮司法危机时间性，恰好与2022年布城政权易主同步平行，地利是丝毫无变，只是天时与人和界面，现已截然不同。
第一大事件：联邦法院资深法官
续任传统，已被耽误
3名资深法官，即马来西亚首位女性联邦法院首席大法官东姑麦润、上诉庭主席阿邦依斯干达与联邦法院法官娜莉妮，在联邦宪法第125条文下，可获延长6个月任期。
东姑麦润将于7月1日适龄荣休，但她和其他两名适龄退休但可续任的同僚，命运至今难卜。
6月25日，8名前律师公会主席联署公文发出警告，此3名资深法官若不遵循惯例获得续任，会对司法体系造成严重冲击，恐将削弱司法独立与公信力，同时损伤政府威信。联署者其中数人，是过去曾经出来捍卫我国司法独立与安华人权被侵的悍将。
他们强调，此3名法官亟需获得留任，尤其是在我国目前正面临高级与资深法官人手短缺之际。
文告重点，是刻意提及目前盛行的3个观点：一、此3名资深法官在某些案件中的判决，不符合当权者的意愿，因而遭到“报复性对待”；二、这是在当权者向其他法官发出“必须乖乖听话”的寒蝉效应；三、此举是为了迎合某些政治利益，换取庇护或支持。
第2大事件：纳吉皇家附录案与
前总检察长的法律纠结
安华上任首相后，阿末特里鲁丁就平步青云，他原任检察长（18个月）、荣升第12任检察总长（14个月），即于2024年11月12日被任命为联邦法院大法官，生平从无担任法官的履历。
阿末特里鲁丁1968年出生，若以年龄计算，他能担任联邦法院法官至2033年才退休，往后的8年里，升任联邦法院首席大法官的机会甚浓。
特里鲁丁担任总检察长期间，也是联邦直辖区特赦委员会的成员之一。2024年1月29日，时任国家元首彭亨苏丹阿都拉主持特赦委员会，决定缩减前首相纳吉的监禁期及降低罚款，其中也带含前首相纳吉可享有居家服刑的皇家附录（Royal Addendum）特赦令。但此“居家服刑”元素现已变成复杂疑案。
今年6月16日，纳吉代表律师沙菲宜向警方报案，指控特里鲁丁声称所谓的皇家附录是道听途说和推测，是“故意误导” 法院；纳吉则指控此举违反刑法第204条（毁灭文件证据）和第209条（在法庭上提出虚假主张）。案件正在积极发展中。
第3大事件: 高级法官涉及
法律干预事件
网媒《当今大马》两名编辑突被武吉阿曼传召，协助警方调查司法任命委员会（JAC）的一项内部追查，揭露一名高级法官因涉嫌干预司法事务而受到质询。据媒体报道，此事件在上个月的JAC月度会议上引发激烈的讨论，现成员们也已分为两个阵营。
《当今大马》是在6月12日通过WhatsApp联络联络有关高级法官，寻求对他指控的回应；但相关法官不但不回应，反而主使下属向警方报案，而有关报案详文也在法律界群组广传，字句闪烁可据，人物也呼之欲出。
针对这起事件，律师公会将向法庭申请公开JAC的5月16日会议记录，因高级法官涉嫌干预司法事务而受到质询，站在公众问责和透明度的利益前提上，法庭行动是必要的，这将有助于确认事实，维护机构的完整性，并确保在不妨碍法律的情况下，采取必要的纠正措施。
第4大事件: 纳吉第2宗SRC洗钱事件
获得DNAA的后遗症
6月20日，吉隆坡高等法庭对纳吉涉及SRC第二轮洗钱案作出无罪但非等于释放（DNAA）判决。法律上，法庭判决不容藐视，但法官的判决的法律基础，值得众人深思。
第一、总检察长、总检察署和主控方必须解释，为何他们花了近6年时间准备必要的证据，但在法官面前完全站不住脚，白白耗费宝贵时间与金钱？第二、总检察署办案无能，但在首相署管辖下，没经问责情况下运作太久，何时才能进行检控改革？
第5大事件：赛沙迪无罪释放的后遗症
此案审讯近4年，2021年7月21日塞沙迪被控失信，2023年11月吉隆坡高庭裁定他罪名成立，判监7年、鞭2下、罚款1000万。
今年6月25日，上诉庭三司联审，一致裁定撤销赛沙迪的串谋失信、滥用资金及洗钱罪名，宣布其无罪释放。但这并非普通的无罪判决，而是一桩罕见但却极为严重的案例。因为上诉庭法官裁定，本案根本没有初步证据的基础。
上诉庭法官的措辞很尖锐，但完全符合司法标准。这是非常严峻的问题，高庭法官显然是自我误导，关键的控方证人是既不可靠或相互矛盾，一宗连初步审查标准都未能满足的案件，为何能在高等法庭达致全面的定罪？
总检察署尽可再次利用公帑上诉至联邦法院，但意义何在？检察总长必须自我评审，检控是从他们开始，人民对他们可信度的考验，也将以他们作为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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